•   任正非 任正非曾说:“世界上一切资源都可能枯竭,只有一种资源可以生生不息,那就是文化。”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华为的文化吧。本文转自IT时代周刊,文章作者为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该文详细讲述了华为的用人原则以及华为文化:首先华为干部不是终身制;其次华为不会迁就任何人;第三是在干部层面,一贯采用绩效考核末位淘汰制度;最后是降级的干部不要患得患失,要承受的了委屈。

    任正非

      华为干部不是终身制

      华为公司坚决要把“夹心阶层”消灭掉,这是我从苹果公司惨痛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夹心阶层”指的是那些既没有实践经验,又不理解华为企业文化,还要把他们安置在较高职位上的人员。“夹心阶层”的存在必然会形成不良文化,这种文化最后将导致公司失败。对他们,要压到基层去锻炼,成为自然领袖从而确立他们在华为的地位。

      华为不可能有永恒的高速度,每个人的素质、个人学习努力的程度、自我改造的能力差异都很大,怎么可能步调一致地推动公司前进。至少,我看不清华[微博]为长远未来的前景。所以,我们不能懈怠,干部能上能下一定要成为永恒的制度,成为公司的优良传统。

      公司是一定要铲除沉淀层,铲除落后层,铲除不负责任的人,一定要整饬吏治。对于一个不负责任而且在岗位上的人,一定要把他的正职撤掉,等到有新的正职来时,副职也不能让他干。对于长期在岗位上不负责的人,可以立即辞退。若不辞退,这个队伍还有什么希望呢?若你不能认识到这个问题,你就不会有希望。没有一个很好的干部队伍,一个企业肯定会死亡。

      不能坐下来讨论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应在战争中调整,不合适的就要下去,包括对所有的高级干部,我们都不会姑息养奸,大树底下并不好乘凉。整改干部队伍的目的,是要公司活下去。要想活下去,只有让那些阻碍公司发展的人下去,或者说把那些不利于我们发展的作风彻底消灭,公司才能得以生存。这也是我们整改的宗旨。

      我们的干部不是终生制,高级干部也要能上能下。在任期届满,干部要通过自己的述职报告,以及下一阶段的任职申请,接受组织与群众评议以及重新讨论薪酬。长江一浪推一浪,没有新陈代谢就没有生命。必要的淘汰是需要的,任期制就是一种温和的方式。

      江山代有才人出,要一代代去巩固。不能说每一个干部都能够在岗位上持续发展,老一代退下去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机制,就是说你跟不上了,身体不行了,职位调整下去了,你的股票不会动。

      如果我们不能形成一种有利于优秀人才成长的机制,高速前进的列车不能有上、有下,那么列车的运行就不能脱离开生命的束缚,我们必将走在盛极必衰的路上。所以要加强新干部的提拔,特别是艰苦地区,新干部不提拔,我们的商业模式就继续不下去了。

      公司不会迁就任何人

      我们提倡能上能下,在实践活动的大浪淘沙中,我们要把确有作为的同志放在岗位上来,不管他的资历深浅。我们要把有希望的干部转入培训,以便能担负起更大的重任。我们也坚定不移地淘汰不称职者。为了保护高效益,我们绝不心软、手软。一切希望进步的同志,唯有奋斗一条出路。

      所有部门都要在快速发展中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所有的调整都要围绕做实。各部门一定要清理一些干部,从科以上干部开始。要把有强烈责任心、使命感,敢于负责,踏实努力,维护公司利益,善于团结同志的干部提上来。把得过且过,不懂原则、钻空子、不做实的干部撤下去,这是动真格的,坚决贯彻淘汰机制。只有把土夯实了,才能大发展。

      要保持公司长治久安,就是要保持正确的干部淘汰机制。不管你是高级干部还是创始人,都有可能被淘汰掉,包括我,不然公司就不会有希望。公司不迁就任何人,高级干部为什么不能做一般员工呢?因此,原来的高级干部干累了,是可以转做机关一般员工,他们也就安居了,不用漂泊了。

      要严格地确定流程责任制,充分调动中下层必须承担责任,在职权范围内正确及时决策;把不能承担责任,不敢承担责任的干部,调整到操作岗位上去;把明哲保身或技能不足的干部从管理岗位上换下来;要去除论资排辈,把责任心、能力、品德以及人际沟通能力、团队组织协调能力……作为选拔干部的导向。

      绩效考核末位淘汰日常化

      将末位淘汰融入日常绩效考核工作体系,实现末位淘汰日常化。已经降职的干部,一年之内不准提拔使用,更不能跨部门地提拔使用,我们要防止“非血缘”的裙带之风。一年以后卓有成绩的要严格考核。对于连续两年绩效不能达到公司要求的部门/团队,不仅仅一把手要降职使用,全体下属干部和员工也要负连带责任。

      不合格干部的末位清理绝不能只停留在基层主管层面,对于不合格的中高层干部同样要动真格的,要实行末位淘汰,每个层级不合格干部的末位淘汰率要达到10%,对于未完成年度任务的部门或团队,干部的末位淘汰比例还可适当进一步提高。

      公司的末位淘汰制度主要针对行政管理者,而不是针对员工的。要强化落实对干部群体分层级的末位淘汰,现阶段重点抓好对年度排序在后10%的中基层管理者的末位淘汰。对不适合担任管理岗位的人员,可以调整到其适合的业务岗位上工作。

      不合格干部清理和员工末位淘汰要形成制度和量化的方法,立足于绩效,用数据说话。面向未来,要逐步把不合格干部清理和员工末位淘汰工作融入到日常绩效管理工作体系中,以形成一体化的工作模式,而不是独立开展的工作。

      华为要继续坚持以有效增长、利润、现金流、提高人均效益为起点的考核,凡不能达到公司人均效益提升改进平均线以上的,体系团队负责人,片区、产品线、部门、地区部、代表处等各级一把手,要进行问责。在超越平均线以上的部门,要对正利润、正现金流、战略目标的实现进行排序,坚决对高级管理干部进行末位淘汰。

      我们继续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的文化价值观。不奋斗我们就没有出路,华为一定要前进,前进就要让那些不合适的干部调整到合适的岗位上。我们对12级及以下人员的考核做了改变,是绝对考核,但对13级及以上的“奋斗者”,我们实行相对考核,特别是担任行政管理职务的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行末位淘汰制,不淘汰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我们不能让你坐享其成,责任和权力,贡献和利益是对等的,不可能只有利益没有贡献。

      末位淘汰是从西点军校学来的,它的目的是用来挤压队伍,激活组织,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形成选拔领袖的一种方式。高端员工要去做领袖,逼着他优秀了,还要更优秀,是痛苦一些。不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吗?必先苦其心志。不能指望基层员工一下子就去做领袖,要让他们在宽松的状态下去工作,创造绩效,多些收益。

      考核要简单,导向要清晰,只有标准基线,没有人和人的相对比例。我们实行ABC评价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选拔领袖,不能为了选拔领袖,而进行全员挤压。我们360度考核也是为了寻找加西亚,寻找贡献者,寻找奋斗者的,怎么会变成了专门去找缺点呢?我们又不是婆婆。我们对基层员工的管理方法和对高端员工的管理方法一定要有区别,基层员工首先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烧不死的鸟是凤凰

      为了适应公司大市场、大科研、大结构、大系统的发展需要,这次市场部全体正职在递交述职报告的同时,将全部递交辞职报告,接受组织的评审,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中国通信市场如此错综复杂、艰难困苦的发展时期,此举措,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将会震动整个中国。“一将功成万骨枯”,我衷心感谢那些在华为发展史上,强渡过大渡河,爬过雪山草地,至今还默默无闻的英雄儿女。

      我们要求降职的干部,要调整好心态,正确地反思,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振作起来,不要自怨自艾,也不要牢骚满腹。在什么地方跌倒就在什么地方爬起来。特别是那些受委屈而降职的干部,无怨无悔地继续努力,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这些人是公司宝贵的财富,是将来继大业的可贵人才。组织也会犯错误的,一时对一个人评价不公是存在的。

      总会有一部分人受委屈,这些人的正确对待会给我们的进步带来十倍的力量。由于您的正确对待,也给组织将来给您以更大的信任提供了支持。真正绝对的公平是没有的,你不能对这方面期望太高。但在努力者面前,机会总是均等的,只要你不懈地努力,你的主管会了解您的。要承受得起做好事反受委屈。

      “烧不死的鸟是凤凰”,这是华为人对待委屈和挫折的态度和挑选干部的准则。没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今后如何能做大梁。其实一个人的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上。生活的评价,是会有误差的,但绝不至于黑白颠倒,差之千里。要深信,在华为,是太阳总会升起,哪怕暂时还在地平线下。

      干部要以平常心面对变革导致的岗位调整,要以大局为重。清理下来的干部不要患得患失,可以在基层岗位上创造新的成绩,随时欢迎你上升到你能胜任的岗位。下去,也不能取代底下干得好的人,否则队伍全乱了。已经正确的队伍不能乱动。

      组织定位好了,在流程运作良好后,要按流程的岗位条件来重新选择干部。无论任何部门,只要不能符合流程要求,就要改组,再来定位需要什么样的干部。干部要能上能下,不合适的干部要调到他能胜任的岗位上,如果他认为调整不合适可以辞职。


  •   2015年3月24日,清华大学创业系列在线课程发布,借助学堂在线和EDX等慕课平台,清华大学又在大力推进创业教育方面布局谋篇。

      目前,创业俨然成为大学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教育部也曾在去年12月份发布通知,提出高校要建立弹性学制,允许在校学生休学创业。在创业热情高涨的环境下,各大高校也积极推进学生创业,然而,支撑学生创业的创业教育是否跟上了脚步?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创业教育?借着清华创业在线课程的发布会,新浪教育[微博]专访了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听他讲述了他眼中的创业教育“正解”。

      

    清华副校长杨斌

      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


      “勿以创业成败起伏来简单衡量创业教育的成效”

      创业教育的成效一直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对此,社会上经常有机构或者媒体以多少学生组成创业团队,取得多少融资,注册了几家公司等统计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对于这种评价方式,杨斌将其形象地比喻为“记工分”。他认为这种评价方式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创业教育的效果不应单纯地以是否创办新企业来统计衡量,或以融资或者上市的公司数字来评价,不该以创业者阶段性的成功或者失败而论,“其实,失败的创业经历对创业教育的学习者来说也是一笔财富”,杨斌说。这与清华校友同时也是北极光创投创始人邓峰的观点不谋而合,“当人们把失败的创业经历当做军功章和犒赏,为创业失败者鼓掌而不仅是为成功的创业者鼓掌时,创业所需要的氛围才算真正形成”。同样在美国硅谷,有意义的失败在这里被推崇,被追捧,创业者们纷纷在公开场合分享自己的失败经历,以及从这些经历中学到的宝贵经验。

      “创业教育需要开放的生态系统支持”

      杨斌认为,创业在中国要真正形成气候,实现大繁荣,绝不仅仅通过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行为,更要依靠一种内生的热浪催生而成,这也正是草根创业的重要特点。为了加速并深化这种内生型创业活动,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营造非常关键,并具备开放性、跨学科性和文化性等特征。

      “创业教育天生具有开放性,大学创业教育的参与者应该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构成,要充分考虑投资家、创业前辈、科学家、教授、校友和在校生分别在创业教育生态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杨斌如是说。

      其次,创业教育的生态系统因其具有天然的跨学科性质,显然,在学科门类更丰富的高校中,创业教育具备更明显的优势。

      关于文化性这一特征,为什么硅谷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杨斌对此解释说,“显然创业文化的作用不可小觑,周遭的文化氛围太重要了,很多创业教育都发生在文化层级更平的氛围中”。

      同时,他也看到在创业教育生态系统中传播者的重要性。好的传播能够让创业者感到自己并不是孤军奋战,让他们在创业路上坚持不懈;当创业者的需求和困难被传播出去的时候,也会促进更多资源向他们靠拢。

      “学习与创业之间要实现无缝切换”

      目前,创业与在校学习在很多高校中仍然泾渭分明。“不要把教育划分为学习阶段和创业阶段,而是要创造条件实现这两个阶段之间的无缝切换。比如,有些创业经历也可以折算成满足培养方案的学分;建立弹性学制甚至打破学制来满足创业或学习的需要”,杨斌对此提出以上观点。在他看来,“嵌入”是实现创业与学习相融合的方式。

      杨斌还想把一流大学的创业教育,跟培养学生创办公司区分开来。他说,“一流大学开展创业教育,不是帮助学生开办公司缓解就业压力,更不是把学生都往商业这条路上引导;一流大学创业教育的目标,是为学生创造未来发展的平台和机会,培养具有首创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创业者,培养既有梦想又肯实干的创业者,将来他们走出学校,可以创办企业,也可能是创办社会公益事业,或者在大型组织中创造性地改变现状,实现创新突破。”在杨斌的观察中,无论是走学术研究道路还是投身于公共服务,首创精神都是基本功。“不同行业其实都需要创业”,杨斌说,“以创业教育中的一个基本训练-----business plan为例,这个词汇常被翻译成“商业计划”。实际上,这种翻译过于狭隘,不能揭示其实质内涵。Business,可以是商业活动,还可以是事业,是创新实践,是新的政策或者服务,凡此种种都需要系统性地训练如何筹划和赢得资源与支持,这是一种广泛存在而且极具价值的本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创新创业的学术研究多发生在商学院[微博]或管理学院中,但创新创业教育不该是商学院或管理学院的某种专才培养类型,更应该被定位为具有通识内涵、多元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

      “创业教育:培养什么样的创业者?”

      创业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创业者?杨斌认为,Entrepreneurship一词可以清晰、全面地表达创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它表示成为企业家应具备的能力,而引申开来,它意味着首创精神,这种精神对很多创业者来说是终生受用的,也是衡量创业教育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准。正是具备了这种精神,创业者才会在以后的事业开拓和发展中,不抱怨、不等靠要、更积极主动把想法变成现实。杨斌说:“今年研究生毕业典礼时我们请童之磊校友来代表发言,不是因为他的公司刚刚成功上市——实际上当时决定要请他作为毕业演讲嘉宾时他的公司还没上市——而是看重他身上那种百折不挠地将梦想变成现实的劲头,那些起落沉浮中他的心路历程能够给即将走出校门的学生的启发。”

      在杨斌看来,首创精神实际上是三种素质的综合体——“LIG”,即Leadership(领导力)、Innovation(创新力)、Globalization(全球化)。其中,“领导力”意味着心中有愿景,可以团结合作并共同实现目标;“创新力”是指敢于打破不合理的旧制度,创造性地构建新格局,使组织焕发新生。杨斌重点解释和强调了“全球化”。他说,“全球化是指在更大范围里去改变世界,包容多元并强化自信。今天,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创业热潮从一开始就具备全球化特征。以清华的一个创业团队为例,他们的资金可能是全球化的,合作者和用户可能是全球化的,未来他们还可能通过上市成为全球化经济体的一部分。”

      总而言之,如何评价创业教育?什么是真正的创业教育?创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什么?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深度思考。既不能只看表象的繁荣,走向记工分式的误区,也不能当作一种政绩工程来做。杨斌总结说,真正的创业教育“是对创业能力的锻炼培养,更是对首创精神的激发塑造”。


  •   对于之前曾有的“在线教育能解决教育公平”的言论,新东方在线副总裁潘欣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表示,在线教育并不能解决教育公平问题。

      对此,潘欣作出了进一步解释:很多在线教育的公司更多的是做课外辅导,所谓能够起到教育公平的作用,是尽可能让更多的学生接触到国内最优秀的教师在课外的辅导,但这不能解决教育公平的根本性问题,而这一问题可能更多的是希望社会或者政府帮助去解决。潘欣表示,在推行改革计划中,在线教育可以作为一个工具在其中起到增值或辅助的作用,但是本身很难承受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

      对于在线教育未来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潘欣认为是在线教育产品本身的问题。潘欣称,2013年之前,在线教育最大问题是资本的问题,因为资本并不关注这个领域,所以很多创业公司因得不到资本的青睐而难以发展。2013年之后,资本发生了剧变,这一障碍已经消除了,但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在线教育的产品更多是把面授的教育直接搬到网上,根本体现不出来技术的优势和互联网的特色。因此,他认为而后需要解决的就是在线教育产品本身的问题。

      潘欣还对在线教育的未来态势做出预测,他认为,虚拟现实技术、机器人技术都会应用到在线教育这个领域,而且这些技术也能解决在线教育互动性不强的问题。“我觉得技术是没有边界的,我相信在线教育未来的发展肯定也是没有边界的。”潘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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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八十年代初的一个高考的作文是一个图,图中一个人要挖井找水,在地上挖了很多坑,深浅不一,有的地方都快要挖到水了,但因为他浅尝辄止,没有在任何一点上真正持久地挖下去,结果是他一点水也没有找到。

      

    360董事长周鸿祎:致年轻人,重复的价值在哪里?


      直到现在这个图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我逐渐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伟大的事情都是由很琐碎的、点点滴滴的事情组成的。要把事做成,就要在一个地方形成足够的压强,我们缺少的不是策划,不是点子,需要的是持之以恒地把一个事情做得非常深入。

      什么是持之以恒?简单地说就是重复。有一本书叫《异类》,这本书提出“一万个小时定律”,他分析了很多有名的成功人士,发现无论是比尔·盖茨,还是打高尔夫的泰德·伍兹,要想成为高手中的高手,在某个领域成为杰出的专家,一万小时是最基本的投入。(一万小时定律: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需要10000小时,按比例计算就是:如果每天工作八个小时,一周工作五天,那么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至少需要五年。)

      我发现编程序也是这样。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程序员,怎么也要写个10万到15万行以上的代码。如果你连这个量级的代码都没有达到,那说明你还不会写程序。在学校里你写点几千行代码的课程设计、一万行代码的毕业设计,这都不算什么。

      运动员更不用说了。无论是学跆拳道,还是打网球,都有很多动作需要不断重复,可能每天都重复成百上千次。有些年轻同事抱怨说工作重复,枯燥无味没意思。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觉得这种重复毫无必要,是简单的重复,那你应该想办法优化它。

      微博上流传着一个故事,说的是1948年辽沈战役的时候,林彪每天深夜都要求汇报每日军情,其实都是重复着一堆枯燥无味的数据:每支部队歼敌多少、俘虏多少、缴获的火炮、车辆多少、枪支、物资多少,还要统计出机枪、长枪、短枪,击毁和缴获尚能使用的汽车,也要分出大小和类别。

      这种工作很繁琐,很累人,看不出有任何价值。然而,1948年10月份,林彪发现缴获的长短枪比例、大小车比例、军官与士兵的比例略微有些异常,从这些微妙的数字变化中他判断出国军司令廖耀湘的指挥所就在附近。

      中国有句俗话:勤能补拙是良训。“勤”里面就有对重复的态度和重复的方法。我早期创业的时候,也做过很多重复的事,有时候也会厌倦,退缩,想打退堂鼓。比如,年轻的时候我要发展代理商,一天要跑两三个城市,跟每个客户重复讲代理政策,为什么要做代理,最后累得几乎要虚脱了,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也不想干了,但当时我看了一本书,就是中国首富宗庆后的《非常营销》。书里有一段,恰恰写到他不厌其烦地在全国走访上千家经销商和代理商,一遍又一遍地讲重复的话,一遍又一遍打动每个经销商和代理商。我看完以后,什么也不说了,接着去跑下一个城市。

      我是一个坐不住的人,但我在编程的时候,比谁都能坐得住。别人顶多编两三个小时就得出去透透风,吸根烟。但我坐在那里,除了吃点饭喝点水,可以十个小时一动不动。编程的时候,如果有人在旁边玩游戏、看电影,别人总会忍不住溜一眼。

      但我可以做到完全无视。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你如果坚持下来,你就可能做到了。很多人只看到人家成功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他为成功做出的积累。有个七个馒头的比喻很恰当,你吃了第七个馒头以后终于吃饱了。别人就开始研究,你吃的第七个馒头是用什么面粉做的?为什么吃了这个馒头就饱了呢?他们没有看到你前面还吃了六个馒头,这六个馒头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一万小时”的积累。

      有本管理学的经典叫做《从优秀到卓越》,书中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企业都像一个巨大的飞轮,特别重。我们每个人去推,一下两下,这个飞轮纹丝不动。但大家坚持,咬着牙不放弃。突然有一天,这个能量积攒到一定数量,飞轮就慢慢动起来了。

      一旦这个飞轮动起来,自己就有了势能,后来大家再推,它就会越转越快。大家不要觉得自己每天做的事很枯燥,公司每天也有无数的琐碎的事,我也经常要开很长的会,要跟很多人谈话,每天要把讲过话重复一遍又一遍。

      不要怕重复,我和大家一样,都是360推轮子的人。


  •   比尔·盖茨的夫人梅琳达曾经和丈夫一样,相信用技术解决问题。如今,实践经验使她更重视文化因素对发展的影响,特别是性别不平等问题,她认为,在改善性别不平等上的投资,将获得极大的回报。

      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简称盖茨基金会),是比尔·盖茨的夫人梅琳达·盖茨创办的。盖茨基金会致力于全球发展,尤其是健康和教育领域的平等。自2000年成立以来,对全球疫苗于免疫联盟、儿童疫苗计划、抗击埃博拉病毒,以及美国少数民族学生、牛津大学留学生等施予援助,甚至捐助过大学的安全套研究,以减少性病和艾滋病病毒等的传染。

      9月 12 梅琳达·盖茨在《科学》杂志发表文章,讲述了盖茨基金会成立以来十多年里,她在运作项目过程中,对女性发展的认识。文章重点探讨了如何改变性别不平等,如何发展女性权利。

      “我的目的是,清楚地阐明,把女性置于全球发展的中心地位,对我个人和基金会意味着什么。简言之,如果我们不能系统地解决好性别不平等问题,我们的工作目标就难以实现。”梅琳达表示。

      以梅琳达的观察,许多发展项目(development programs)在运作时往往忽视了女性的权利,导致项目的目标不能很好地实现。在梅琳达看来“被赋予权利的女性,有可能改变她们的社会,而这些项目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忽视了女性是社会发展的引擎。”

      梅琳达和自己的丈夫比尔·盖茨一样,有着良好的计算机和商业教育教育背景,在创建盖茨基金会以前,她从没有关于全球发展发面的系统训练,因此,她和丈夫一样最初更偏重用技术解决问题。

      十多年基金会运作的经验,被梅琳达称为“国际发展领域的实践教育”,如今她虽然对用技术解决国际社会发展问题的方式依然乐观,但更重视社会和文化因素对个人、社区和国家发展的影响。

      “这些因素中最为重要,也最为复杂的就是性别因素。”梅琳达说,“近年来,发展领域越来越关注性别平等和女性平权,这是有理由的:没有一个社会,在一半人口被边缘化,权利缺失的状况下,还能发挥潜力。”

      梅琳达用实例告诉大家:不考虑女性权利的发展项目,其效果非常有限,甚至可能产生意外的负面后果。

      梅琳达称,自己和合作伙伴们并非一开始就特别重视女性发展,但在未来会致力于此。

      性别不平等:发展的结构性障碍

      在文章中,梅琳达以“家庭计划生育项目”为例说,生育干预措施原本的目标是提高现代避孕普及率,但很多项目没有充分考虑到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没有设立起相应的保护女性的干预措施,如自救小组,不仅限制了项目的效果,还使得一些寻求避孕的妇女,可能遭受丈夫的暴力侵害。

      因此,必须重视性别因素,系统地分析性别不平等问题,设置相应的性别干预措施,消除性别差距,发展项目才不会加剧性别不平等,才可能获得更积极的影响。

      梅琳达引用最新报告称,性别不平等限制每个人的发展,如果非洲小农女性能够平等地获得土地、信息、科技、肥料和水,并且有平等的机会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源,非洲大陆的农业生产量将增长20%。“人们随时面临饥饿,所以我们要试图找出解决性别不平等的途径,赋予女性权利。”

      消除差距很难,确保女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发展项目也很不容易。许多女人受累于家庭,尽管发展组织尽了最大努力,她们还是没有时间参与项目。梅琳达说,更困难的是,必须完全理解下层社会、理解文化规范,然后才能设法改变,这些规范阻碍女性全面地认识参与项目的好处。

      盖茨基金会与格莱珉基金会(Grameen Foundation)在加纳有一个为期四年的MOTECH项目,旨在让怀孕的非洲女性用手机获取健康信息。

      格莱珉发现,不能阅读的女性无法获得文本信息,这在加纳当地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里女性缺少教育机会。因此,格莱珉的工作方向,由文本转为语音。

      但获取信息的介质——手机,也是项目面临的困难之一:在有手机的加纳家庭,手机掌控在丈夫手里,女性可能拿不到。为了将讯息传送的可能性最大化,格莱珉的工作人员询问女性们,什么日子、哪个时间段,最有可能接触到手机。

      此后,格莱珉工作人员进一步意识到,健康讯息传播的有效性,很大程度取决于信息传播方式和传播者。于是,格莱珉基金会展开研究,确定哪种声音对女性最有说服力。他们了解到,在加纳的农村地区,女性更倾向接受年长女性的建议,但同时她们有时候又希望听到男性的声音,因为她们需要得到丈夫的支持,男性也更可能听取另外一个男人的建议。

      在了解了女性的诉求后,MOTECH项目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有很多重大挑战:一些女人缺乏权力,无法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重大决定,她们需要在履行自己的决定后,受到保护,免于惩罚、免于恐惧。加纳的现实情况是,即使一个女人知道去当地卫生院分娩,比在家里更有益,她可能也得不到许可,并且无法承担医疗费用。

      格莱珉在继续完善这个项目。健康资讯不仅送达孕妇,还有丈夫、婆婆和奶奶,这些人对家庭医疗保健的决策都会有影响。只有帮助女性在家庭和社区内克服障碍,移动传播策略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

      在农业发展领域,盖茨基金会的目标是帮助小农家庭提高生产效率,以获得更好的营养、更多的收入。然而,收入又谁来支配,又是一个性别不平等的问题。

      盖茨基金会投资了一种叫“树豆”的农作物。在非洲部分地区,树豆被称为“穷人的肉”,是一个重要的营养来源。梅琳达说,基金会的合作伙伴——世界援助和救援合作组织(CARE),在提高树豆产量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上千英亩土地种上了改良过的树豆品种。但是,根据世界援助和救援合作组织的判断,尽管女性花了大量的时间照看高产的树豆,却仅有三分一的女性有保管收益的权力。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在大部分农业发展项目中。

      为确保女性有权支配劳动所得(并因此保持种植作物的积极性),世界援助和救援合作组织采取了补充性干预措施,例如,帮助夫妻进行家庭支出、家庭责任的谈话,以达成如何分配女性劳动所得的“合作性共识”,最终有利于家庭所有成员。

      重新制定更加公平的社会规范,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梅琳达说:“改变需要创新思维,帮助女性克服获得平等的结构性障碍。”

      “这项工作必定会涵盖男性,他们对母亲、女儿、姐妹和妻子等角色的态度,决定着男女两性能否获得更多机会。”

      女性在掌管资源上比男性优秀?

      在多年的实践工作中,梅琳达和她的同事们发现,在家庭幸福投资方面,女性比男性更积极,其意愿强度可能是男性十倍之多。

      通过对收获季节收入使用情况的观察,梅琳达和工作伙伴们发现,到了收获季节,如果作物丰收、盈余充足,丈夫们会将女人们辛苦种植的作物拿去卖掉,然后自己花掉收入;只当农作物歉收时,女人才可以自由掌管余粮,当女人掌管余粮时,她们会将出售的所得,填补家庭零用。

      在这些现象面前,盖茨基金会意识到女性在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他们一开始的设想是:“通过投资女性来投资发展,这似乎合情合理。”梅琳达说,有一定权力的女性会用各种方法改善她的社区。

      但是,赋予女性权力不像劝说她们去医院分娩那样,前者更为复杂,结果也很不直观。因此,在如何“投资”赋权、如何评估赋权上,一直存在很多困惑。从理论上看,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界定出了女性赋权的几个关键性因素:教育权、资源支配权、决策权和人身权利。

      女性教育权是研究者关注得最多的,也是作用最为强大的一个因素。梅琳达在文章中引用一项研究结果称:女性每多受一年教育,收入就会增长10-20%。

      女性权利也密切关系到健康和发展的成果。例如,如果女性控制资源,可能会有更良好的家庭生育计划,更有利于母亲和孩子、农业发展等。

      梅琳达引用世界援助和救援合作组织在孟加拉国的实例说,据该组织最新报告,当家庭参与到女权项目时,健康和营养项目会取得更明显的成效,减少儿童发育不良。世界援助和救援合作组织建立了女性自救小组,帮助她们增强决策力,减少性别暴力,培养教育权利意识、领导力、宣传能力和读写能力。

      作用是相互的,在健康和发展上的投资,也有助于女性赋权。“但是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实证依据需要加强。” 梅琳达说,“如果捐助人更愿意对复杂模型的评估进行投资,我们的基金会将越来越多地承担这样的项目,现状也是可以改善的。”

      “让这个世界更加平等”

      作为盖茨基金会的创始人,梅琳达在文章中承诺性地表示说:“我们不会以性别不平等问题的复杂性为借口,逃避以妇女儿童为本,进行主动思考和积极行动。”

      梅琳达说,他们将加强对妇女特殊需求和倾向的系统性关注,致力改变性别不平等,赋予女性权利,这样才真正有利于盖茨基金会和合作伙伴实现发展使命。

      未来,盖茨基金会将把资助和战略,放在“性别滤镜”中进行分析,一方面可以确保性别不平等问题,不会成为项目的障碍,另一方面也更有助于赋予女性权利。梅琳达说:“如果我们相信女性本身就是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我们必须为她们的权利进行投资,并对结果进行评估。”

      梅琳达说,盖茨基金会正在实现数据采集和评估上进行努力。目前,盖茨基金会的很多资助项目,在评估性别不平等、女性权利方面没有个体资料。梅琳达不无遗憾地说:“如果我们能更加系统地搜集到这些信息,我们会更好地理解如何设计项目,造福男性和女性,让效果最大化。”

      文章中,梅琳达说,2015年盖茨基金会将会更深入考虑性别不平等和女性赋权的问题。今年秋季,基金会斥资数百万美元,推出其首个性别不平等和女性赋权主题“大奖赛”(Grand Challenge),标志着盖茨基金会“女权中心”的工作正式启动。

      “我每天都在工作,我相信我们的基金会携同上千个合作伙伴一起,可以发挥出一定作用,让这个世界更加平等。”梅琳达说,“帮助女性认识到自己的能量,并进一步推动她们的家庭、社区和社会的幸福。”“我们准备进行必要的投资,改善思考性别问题的方法,因为我们相信,这种投资的回报大大超过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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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岩松:人性不敌物欲

    白岩松:人性不敌物欲

      提到美国,也许人们马上会想到,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生活节奏快,都市霓虹灯闪烁,酒吧餐馆歌舞升平,人们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人情冷漠,家庭观念不强,性方面非常开放,各种消费欲望极强,钱才是上帝。到了美国你会发现,以上描述基本符合如今中国的状况,与美国关系不算太大。

      在美国很多城市里,过了晚上8点找饭馆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很多餐馆都已关门,过了9点10点更难,街上到处都很安静,包括纽约也是如此。上班的日子里,很难见到酒吧爆满夜夜笙歌的情景,只有周末会热闹一些。对于我们这些没时没点的电视人来说就苦了,于是有人开始还念起中国来:“要是在咱们那儿……”可毕竟是在美国,只好靠司机的经验去寻找餐馆。当然也有聪明的指引:去唐人街吧。果真,一进唐人街,灯火辉煌,看样子,中国人,还真把优良传统带到了美国。

      大城市如此,美国诸多小镇更是如此。天黑不一会儿,静得让外来人心慌,只好赶紧找旅馆,算是找到了可以依靠的地方。不过,一家又一家住户中透出来的灯光,告诉你美国人的温暖所在。在美国,很多人的办公桌上都摆放着家人的照片,其乐融融的合影透露着美国人的家庭观念。一次是偶然,两次是感概,当一次又一次看到如此相似情景的时候,我似乎看到了美国社会运行的基础以及美国人心中珍贵最善良的角落。

      以上的情景,绝不仅仅出现在美国,欧洲一些国家比美国更甚,家中的电视小得可怜,甚至很多家庭还用着录像机。人们的脚步纷纷慢了下来,生活占据了生命的上风,人们的眼神,有一种单纯和干净的东西,人们似乎变简单了。于是你会感慨:可能所谓的现代化时间长了,并不意味着向前走,而是回身寻找,重新回到人的心灵,回到生活与生命的本身。无论欧洲还是美国,也包括日本,环境都再度清洁起来,蓝天白云出现的频率,大大多余中国,显然,一旦心灵与生命被尊重,自然也必被尊重。

      观察这一切,不意味着羡慕或对自身的批评,而恰恰来自对未来中国的思考。还要多久,还需要经过怎样的路程,我们的眼神才能够重新纯净起来,去体味生命本身的快乐?何时让家庭的照片出现在一张又一张办公桌上,而不是对同事暧昧地说:我单身。又在怎样的环境保护措施下,让中国的街头从早到晚都是跑步锻炼的人?当然,你还可以期待:人与人的相处变得简单,不再需要天天运用五千年文化积累下来的聪明去斗智斗勇。

      没办法,我们依然处于欲望占据上风的发展阶段,我们还处于用物质来奖赏生命的阶段,离背起行装去山水中激活生命还有距离。还在这个阶段就要面对,谁也无法一跃而过,只是不希望,我们在欲望面前牺牲几代人。

      从美国回来后,我说过一句话:“当下的中国,由于欲望,我们的人性处于退步的阶段。”按理说,这话并不好听,却意外地得到了八九成网友的支持。我突然明白,人群中,充满希望的一种欲望正在悄悄地形成中,而这种欲望与物质无关,却离心灵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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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鲁鹏程

      糖果,入口即化;玻璃,用力即碎,这是两种脆弱的东西,如果不好好保护,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损毁。

      很多女孩在妈妈眼中,就是糖果,就是玻璃,妈妈对她就是“含在口中怕化了,捧在手中怕摔了”。女孩就在妈妈的羽翼之下成长,妈妈替她做好各种事,替她遮挡所有风雨,保证她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同时也不会经受任何艰辛。

      我们以为这样就是给了女孩最好的爱,还有的妈妈打着“富养”的旗号在做这些事情,并振振有词地说“富养不就是要让女孩养尊处优?”可事实却是,养尊处优的女孩怎么可能成长为独立的人?如果她享受了太多的保护与照顾,她自己什么都不会做,一遇到事情就只会去找妈妈当救兵,如果妈妈不在她身边,她就会立刻变得束手无策,除了恐惧焦虑,其他的什么都做不了,这样的女孩其生存能力都令人担忧,又怎么能指望她有任何建树与发展?

      所以,无论是“糖果女孩”还是“玻璃女孩”都是不适应社会的存在。女孩应该成长为在风雨中坚强绽放的野花,越经历风雨,反而开得越灿烂。

      尊重女孩的发育成长规律

      女孩的成长是有其规律的,到什么时候该学什么、做什么,都是顺应她的成长而出现的,不要擅自剥夺她学习以及动手的权利。如果她要做什么,放手让她去做,需要她学习的东西,也要认真耐心地教给她,不论多小的事情都不要随便插手,不论多大的事情,如果她有自己动手的意愿,也要给她这个机会,当然这时我们可以陪在她身边,给她一些指导与帮助。

      不要对女孩过分地保护

      摔倒了、碰着了、做不到……女孩总会遇到各种困难,但这些都是她成长的必然经历,不要看见她摔倒就去扶,不要因为她碰着了就百般安抚,更不要因为她做不到就一定要帮她。挫折苦难也是女孩成长道路上的财富,该是她的财富就要让她照单全收,否则如果我们替她拿走了,那么日后她一定会来向我们讨债,如果此时我们伸出了援手,那么日后她必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别给女孩这个讨债的机会,让她自己在摔打中学会必要的技能,并学会自己坚强起来。在教给她自我保护的基本常识之后,就要放手让她去做所有她想做或者她应该做的事情,让她自己经历该经历的,经过这样的磨炼,她才会变得坚强。

      尽早告诉女孩生活的多味性

      总是吃到糖的女孩,会误以为生活都是甜的;总是能得到我们帮助的女孩,也会误以为生活就是如此简单,没有困难危险。这样的女孩未免太过单纯,她将无法适应今后复杂的社会生活。富养女孩不是让女孩养尊处优,而是让她精神上富足,成为一个独立而坚强的人。

      所以,越早告诉女孩生活的多味性,就越能让她学会用理智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不要对她隐瞒她可能遇到的困难,要如实告诉她生活就是这样不平坦。但是在她应对困难时,我们一定要给予她鼓励与支持,尤其是在她经过自己的努力战胜困难时,鼓励和赞扬不能少,这会培养她坚强的性格,同时也帮她积累更多的生活经验。


  •   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

      文| 梁启超

      一

      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抵?”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抵。”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

      趣味的反面,是干瘪,是萧索。晋朝有位殷仲文,晚年常郁郁不乐,指着院子里头的大槐树叹气,说道:“此树婆娑,生意尽矣。”一棵新栽的树,欣欣向荣,何等可爱!到老了之后,表面上虽然很婆娑,骨子里生意已尽,算是这一期的生活完结了。殷仲文这两句话,是用很好的文学技能,表出那种颓唐落寞的情绪。我以为这种情绪,是再坏没有的了;无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倘若被这种情绪侵入弥漫,这个人或这个社会算是完了,再不会有长进。何止没长进?什么坏事,都要从此产育出来。总而言之,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好像机器房里没有燃料,发不出蒸汽来,任凭你多大的机器,总要停摆。停摆过后,机器还要生锈,产生许多毒害的物质哩!人类若到把趣味丧失掉的时候,老实说,便是生活得不耐烦,那人虽然勉强留在世间,也不过行尸走肉。倘若全个社会如此,那社会便是痛病的社会,早已被医生宣告死刑。

      二

      “趣味教育”这个名词,并不是我所创造,近代欧美教育界早已通行了。但他们还是拿趣味当手段,我想进一步,拿趣味当目的。简单说一说我的意见:

      第一,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这是不错。但趣味的性质,不见得都是好的;譬如好缥好赌,何尝不是趣味?但从教育的眼光看来,这种趣味的性质,当然是不好。所谓好不好,并不必拿严酷的道德论做标准;既已主张趣味,便要求趣味的贯彻,倘若以有趣始以没趣终,那么趣味主义的精神,算完全崩落了。《 世说新语》记一段故事:“祖约性好钱,阮孚性好履,世未判其得失;有诣约,见正料量财物,客至屏当不尽,余两小麓,以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诣孚,正见自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炳屐。’意甚闲畅;于是优劣始分。”这段话,很可以作为选择趣味的标准。凡一种趣味事项,倘或是要瞒人的,或是拿别人的苦痛换自己的快乐,或是快乐和烦恼相间相续的,这等统名为下等趣味。严格说起来,他就根本不能做趣味的主体;因为认这类事当趣味的人,常常遇着败兴,而且结果必至于俗语说的“没兴一齐来”而后己,所以我们讲趣味主义的人,绝不承认此等为趣味。人生在幼年青年期,趣味是最浓的,成天价乱碰乱迸;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他们便非流入下等趣味不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固然容易如此;教育教得不如法,学生在学校里头找不出趣味,然而他们的趣味是压不住的,自然会从校课以外乃至校课反对的方向去找他的下等趣味;结果,他们的趣味是不能贯彻的,整个变成没趣的人生完事。我们主张趣味教育的人,是要趁儿童或青年趣味正浓而方向未决定的时候,给他们一种可以终身受用的趣味。这种教育办得圆满,能够令全社会整个永久是有趣的。

      第二,既然如此,那么教育的方法,自然也跟着解决了。教育家无论多大能力,总不能把某种学问教通了学生,只能令受教的学生当着某种学问的趣味,或者学生对于某种学问原有趣味,教育家把他加深加厚。所以教育事业,从积极方面说,全在唤起趣味;从消极方面说,要十分注意不可以摧残趣味。摧残趣味有几条路:头一件是注射式的教育:教师把课本里头的东西叫学生强记;好像嚼饭给小孩子吃,那饭已经是一点儿滋味没有了;还要叫他照样的嚼几口,仍旧吐出来看;那么,假令我是个小孩子,当然会认吃饭是一件苦不可言的事了。这种教育法,从前教)、股完全是如此,现在学校里形式虽变,精神却还是大同小异,这样教下去,只怕永远教不出人才来。第二件是课目太多:为培养常识起见,学堂课目固然不能太少;为恢复疲劳起见,每日的课目固然不能不参错掉换。但这种理论,只能为程度的适用;若用得过分,毛病便会发生。趣味的性质,是越引越深。想引得深,总要时间和精力比较的集中才可。若在一个时期内,同时做十来种的功课,走马看花,应接不暇,初时或者惹起多方面的趣味,结果任何方面的趣味都不能养成。那么,教育效率,可以等于零;为什么呢?因为受教育受了好些时,件件都是在大门口一望便了,完全和自己的生活不发生关系,这教育不是白费吗?

      第三件是拿教育的事项当手段:从前我们学八股,大家有句通行话说他是敲门砖,门敲开了自然把砖也抛却,再不会有人和那块砖头发生起恋爱来。我们若是拿学问当作敲门砖看待,断乎不能有深入而且持久的趣味。我们为什么学数学,因为数学有趣所以学数学;为什么学历史,因为历史有趣所以学历史;为什么学画画,学打球,因为画画有趣打球有趣所以学画画学打球。人生的状态,本来是如此,教育的最大效能,也只是如此。各人选择他趣味最浓的事项做职业,自然一切劳作,都是目的,不是手段,越劳作越发有趣。反过来,若是学法政用来作做官的手段,官做不成怎么样呢?学经济用来做发财的手段,财发不成怎么样呢?结果必至于把趣味完全送掉。所以教育家最要紧教学生知道是为学问而学问,为活动而活动;所有学问,所有活动,都是目的,不是手段,学生能领会得这个见解,他的趣味,自然终身不衰了。

      三

      以上所说,是我主张趣味教育的要旨。既然如此,那么在教育界立身的人,应该以教育为唯一的趣味,更不消说了。一个人若是在教育上不感觉有趣味,我劝他立刻改行,何必在此受苦?既已打算拿教育做职业,便要认真享乐,不辜负了这里头的妙味。

      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那第三种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他的意思是说教育家比皇帝还要快乐。他这话绝不是替教育家吹空气,实际情形,确是如此。我常想: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趣味,莫过于种花;自然界的美,像山水风月等等,虽然能移我情,但我和他没有特殊密切的关系,他的美妙处,我有时便领略不出;我自己手种的花,他的生命和我的生命简直并合为一;所以我对着他,有说不出来的无上妙味。凡人工所做的事,那失败和成功的程度都不能预料;独有种花,你只要用一分心力,自然有一分效果还你,而且效果是日日不同,一日比一日进步。教育事业正和种花一样: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生命是并合为一的;教育者所用的心力,真是俗语说的“一分钱一分货”,丝毫不会枉费;所以我们要选择趣味最真而最长的职业,再没有别样比得上教育。

      现在的中国,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没有那件说起来不令人头痛;但回到我们教育的本行,便有一条光明大路,摆在我们前面。从前国家托命,靠一个皇帝,皇帝不行,就望太子;所以许多政论家一一像贾长沙一流都最注重太子的教育。如今国家托命是在人民,现在的人民不行,就望将来的人民;现在学校里的儿童青年,个个都是“太子”,教育家便是“太子太傅”。据我看:我们这一代的太子,真是“富于春秋典学光明”,这些当太傅的,只要“鞠躬尽瘁”,好生把他培养出来,不愁不眼见中兴大业。所以别方面的趣味,或青难得保持,因为到处挂着“此路不通”的牌子,容易把人的兴头打断;教育家却全然不受这种限制。

      教育家还有一种特别便宜的事,因为“教学相长”的关系,教人和自己研究学问是分离不开的:自己对于自己所好的学问,能有机会终身研究,是人生最快乐的事,这种快乐,也是绝对自由,一点不受恶社会的限制。做别的职业的人,虽然未尝不可以研究学问,但学问总成了副业了;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面教育,一面学问,两件事完全打成一片。所以别的职业是一重趣味,教育家是两重趣味。

      孔子屡屡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门生赞美他说:“正唯弟子不能及也”。一个人谁也不学,谁也不诲人,所难者确在不厌不倦。问他为什么能不厌不倦呢?只是领略得个中趣味,当然不能自已。你想:一面学,一面诲人,人也教得进步了,自己所好的学问也进步了,天下还有比他再快活的事吗?人生在世数十年,终不能一刻不活动,别的活动,都不免常常陷在烦恼里头,独有好学和好诲人,真是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若真能在这里得了趣味,还会厌吗?还会倦吗?孔子又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诸君都是在教育界立身的人,我希望更从教育的可好可乐之点,切实体验,那么,不惟诸君本身得无限受用,我们全教育界也增加许多活气了。


  •   汤朝晖在本次沙龙中特别谈到,中国重视基础教育,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是我们的这个阶段教育的优势,但培养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这方面,也需要我们积极改进。同时她提到,今天的家长总是替孩子想很多、做很多,而没有让孩子走进成人的世界。她认为,如果家长跟孩子聊一聊,让孩子帮助成人思考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孩子就自然而然有了成就感,会感受到一种尊重、平等的关系。

      以下根据当天沙龙内容整理:

       


      图为北京一中校长汤朝晖

      中古代官学课堂的“质疑”精神最值得被传承

      中国重视基础教育,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是我们的这个阶段教育的优势,但培养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这方面,也需要我们积极改进。应该说今天的中国基础教育,我们在保有原来优势的基础上,还在不断的借鉴与学习中。

      在教育实践的过程中,无论校长与老师,每一天都在思考着传承和创新,我们到底传承什么?创新什么?

      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谈今天中国的教育。北京一中是一所具有371年历史的古老学校,这所学校历经古代官学、民国、解放后的人民学校三个时期,我想以古代官 学时期为例。古代的教育和今天的教育差别很大,但是其中也有今天的教育值得吸取和借鉴的地方。比如,古代官学课堂上有一个场景叫“跪问质疑”。意思就是先 生在教书的时候,如果学生对先生的观点有不同看法,或者认为先生讲得不对,可以提出质疑,学生需要跪下来向先生求教,这就叫做“跪问质疑”。这种“质疑”的精神是值得被传承的,今天的课堂形态在变,今天的课堂很需要这种质疑的精神,这也是现在课堂所需要的师生共同的教与学的行为,是需要老师带着学生来做的一件事儿。当然,“跪”已经不合时宜了,今天要汲取的是其尊师重教的品质。

      创造力是一种品质培养,短期内很难测评

      创造力是一种学生成长品质的培养,在短期内是看不出来的,如果非要探究创造力的投入与产出的话,我觉得可以用学生在游戏、教育、学习过程中,创造性思维有哪些提升作为标准。举 个例子,我们有一位老师在带着学生做探究实验,让孩子把鸡蛋从四楼往下扔,看谁的办法能够使鸡蛋不碎。孩子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运用各种各样的减震措 施,但是绝大多数的孩子都失败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追求的不是最后的成果,我们追求的是在做这个实验的过程中,培养了孩子怎样的思考能力。如果孩子能够得 到这种能力,哪怕失败了也是种成长。

      


      沙龙嘉宾(左起):北京一中校长汤朝晖、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执行校长傅雪松、英国名校长协会(HMC)新任主席、莱斯特文法学校校长克里斯·金、英国圣乔治温莎城堡学校幼儿部创始人、前副校长,英国政府特许私立学校质量管理机构资深学监,潘·格里芬。

      家长替孩子想很多、做很多,却没有让孩子走进成人的世界

      家校沟通也是教育当中常谈的一个话题。今天上午我们学校的初一新生刚刚入学报到,每年新生入校的时候,我都要跟家长面对面进行交流,交流的目的是为了取 得教育的一致性,因为教育的一致性原则对于学生的成长至关重要。我接触到很多家长,他们在跟我谈到孩子成长经历的时候,比较多的困惑就是,自己为孩子做了 很多,为什么孩子不理解?在这种不理解当中就会有很多矛盾。我认为出现不理解的原因,就是当今的家长替孩子想的事情、做的事情太多了。家长总是说,自己跟 孩子很民主很平等,但是这种民主和平等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他并没有和孩子交流到一种深处,这个深处就是能够让孩子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

      今天的家长总是替孩子想很多、做很多,而没有让孩子走进成人的世界。如果家长跟孩子聊一聊,让孩子来帮助成人思考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孩子就自然而然有了成就感,孩子自己也会感受到一种真正的尊重和平等。

      关于家校沟通的途径,我给家长的建议是,虽然现在有这么多工具可以沟通和交流,但是它代替不了面对面交流。因为这种交流可以及时互动,是有表情的,有感 情色彩的,这是现在新兴化的工具所不能代替的。所以我建议家长如果时间允许,可以经常到学校参加沙龙和老师们聊天,家长不用担心影响老师们的工作,我们学 校参加沙龙的老师都是课余志愿者。(转自:搜狐教育)

  •   7月13日,家教O2O“请他教”再度宣布,已在6月初完成了8600万A+轮融资。据请他教CEO陈远河介绍,本轮融资由盈信投资集团领投,早期投资者梅花创投、纽信创投、51.com董事长庞升东全部继续跟投。这样一家牛气的创业公司是如何炼成的?网易教育专访陈远河。

      


      访谈重点

      1、互联网让教育“直通”到用户

      互联网+其实讲的是共享经济,共享经济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去中间化。

      互联网+教育能让家长用更低的价格请到老师,对老师这边来讲,他自己可以得到更大的好处,去中间化,让他自己的地位提高、收入提高,会倒逼他真正把教育做得更好,这就是互联网+教育能够带来的一种变化。

      2、做O2O教育需要顺应中国的用户习惯

      在中国的家长里,需要顺应以前的一些潮流,顺应以前的用户习惯。

      中国家长喜欢让自己的孩子在线下接受老师的教育,因为有一种陪伴感和压迫感,这是很难用在线来替代的,我们就顺应了这种潮流,可能我只是把很多环节搬到了线上,就是所谓的O2O。

      我们的服务还是在线下的,可以让家长还享受以前一样的服务,只是他寻找老师、支付、解决孩子教育过程的问题以及互动的过程搬到了线上,提高效率,也可以让不透明的东西更加透明化。

      3、O2O的模式未来有可能取代传统线下培训

      没有好的教研支持,没有很好的品质保证的培训机构,也只是一个纯榨取老师收入的机构,其实这种机构是最容易被互联网颠覆的。

      4、在线培训平台的师资不在多在于质

      讲究老师并不是家长真正想要的,也不是他的需求点,其实我觉得还是能够找到适合他的老师更重要,能够解决他的问题,家长找上来,他的痛点就是提分,我的孩子学习太差,要的就是提分。

      我们在师资上做更严格的筛选,把质量控制在最好,希望每个上来的老师能够真正实现在你的平台接到学生,提高自己的收入,只有这样才有更大的驱动力让他们做好自己的教学。

      5、利用互联网做教育 "请他教"做社群

      我们暗地里有很多功夫,包括我现在也组建了一个非常秘密的小组,希望以后把我们的家长做得社群化,我希望用互联网的概念来做这么一件事情,如果哪天我的家长跟我们是在一个社群里玩,在这个社群里很愉快地相处,你孩子的成绩又得到了提高,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在做的。

      现在秘密小组这两三个月已经积累了上百万的家长用户,是别人看不到的,突然有一天当我的品牌积累到一定程度,服务的城市到了一定程度时,我这种量就会得到爆发。

      6、“请他教”的愿景是让教育回归本质

      我们还是抱着最大的愿景,让教育回归本质,我跟我的员工讲过,到了一定阶段时对一些贫苦家庭,一个月收入少于两千或者少于三千的,可能我不要他的钱就帮他做,或者我们对一些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清洁工,一些家庭比较困难的人,都免费帮他去做,这是我想要实现的一点,当然,基于公司商业的层面,我其实想要做互联网时代一个强大的品牌,当然,我们的希望是做第一品牌。

      如果你不是处于非常善良的愿望,或者非常本真的愿望出发,你做不成非常伟大的公司,你只能做成一家大公司,伟大的公司真的是很多人在用你的产品,从你的产品里获得,当然,在这条路上我们也要去迎合一些资本,迎合一些商业的东西,但我们最终的目标还是要想办法成为一家比较伟大的公司。


  •   最近,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及其夫人即将入住养老院的消息,引发了人们对于当前养老问题的再次关注和争论。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养老金缺口等问题正在困扰着当前社会的养老体系,另一方面,家庭结构的变化,一对夫妇要照顾四位老人的普遍现状,也成为当今最值得担忧的问题。

      而随着传统文化的逐渐复兴,传统儒学中的许多养老观念、孝悌观念也逐渐被人们所重视,那么,在儒家看来,究竟如何应对当前的养老问题,又是否能够在传统儒学的思想中,寻找到一些解决现代问题的方法和借鉴呢?

      为此,本报采访了著名儒家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干春松,他说,“在中国这样一个老年人口如此之多、而养老金缺口如此之大的国家,之所以没有发生养老的危机,儒家的孝道观念有很大的作用,因此,如何在现代养老制度中吸收儒家的孝道思想,可以看做是国家未来养老制度的突破口。”

      养老是

      国际性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夫妇进入养老院,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一方面的原因,可能是当前社会中的人们依旧对养老院不够认同,另一方面,也和社会转型时代养老问题重重有关,干春松说,“养老问题确切来说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随着医疗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人类的平均寿命在不断增长。与之相对应的是生育率和生育意愿却呈下降趋势,因此,养老问题就成为世界各国的大问题。”

      在中国这个人口大国,也是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社会中,养老问题尤其严重,干春松说,“传统家庭结构解体,新的核心家庭建立,三口之家成为大多数家庭的模式,这导致一个核心家庭要抚养四个甚至更多的老人,这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力上都是难以承受的。在今天比较严重的还是养老金的缺口的问题,因此社会养老还难以化解家庭养老的矛盾。”

      不论古今,养老都是一个社会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无数的哲人、思想家都在寻求一种更好的养老方式,而在传统的中国社会,这样的思考更加丰富、体系也更加完善,干春松说,“的确,古今社会中,如何对待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主要是家庭养老。虽然在《周礼》等一系列著作中,也列举了一些养老的制度,但是可以想象这些制度并不可能得到普遍的实施,更多的体现为设想。比较落实的养老还主要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而家族制度则会对家族中贫困成员的养老进行一定的补偿。在宋明以后的家族制度中,设有义田和义山这样的家族式的公益机制,即通过家族的公有收入来支持那些相对贫困的家庭的养老支出。”

      干春松

      著名儒家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

      儒家的思想资源

      在传统儒家家国天下的思想体系中,家庭是社会组成最基本的单位,因此家庭伦理也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伦理,它直接关系着整个社会的伦理制度,而孝道,无疑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部分。

      干春松说,“儒家是建立在以家族伦理为基础之上的思想体系,因此孝悌不仅是修身之本,也是为仁之本。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其稳定乃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具体说来,既然养老是家庭的义务,那么孝道的核心就是尊老。而家庭的亲情就得到特别的强调。儒家论孝的言论很多,以《论语》为例,比如,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句话典型地反映了儒家的孝道观。即单纯的赡养老人并不是孝的全部,而关键是要有‘敬’,即感情的投入,这也是儒家的养老观”。

      在思想体系建构完善之外,是否还有一些具体的、制度性的安排,使得思想最终可以变为现实,成为现实生活中的规范和准则呢?干春松说,“儒家的养老思想最主要的方式是宣传孝道,培养人们自觉赡养老人的习惯。其次是对不孝顺和奉养老人的行为进行惩罚。比如,汉朝的法律规定:不赡养老人,要处弃市之刑,即在闹市执行死刑并将犯人暴尸街头。对父母、祖父母等长辈不敬也是重罪,子女杀父母或祖父母,即使没有成功,也要判处弃市,殴伤长辈同样要受弃市之刑。”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伦理的制度化也逐渐变得更加复杂和周密,干春松说,“唐律是将儒家伦理法律化的典型,所以许多孝行都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肯定。例如,唐律规定:父母在世时,子孙不能出远门。这就是父母在不远游的法律化。还有鼓励累世聚居。不主张分家,尤其反对存私房钱。这样规定,目的是让子孙尽心尽力照顾好老人。”

      现代养老的困境

      从传统型社会到现代型社会,抚养幼儿、赡养老人、扶助弱势群体的社会伦理本身并没有变化,但是社会的形态和生活方式却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大家庭的消解,成年人之间两代不同居,这些现实的社会变化,同时,现代社会养老体系和传统的家庭养老体系也不尽相同,那么,传统对于现代的意义在哪里?

      干春松说,“在中国,目前大部分地区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因此,社会养老可能是未来的出路,但是就目前的养老金的规模还是社会养老体系的现状而言,如何在政策层面鼓励家庭养老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比如既然核心家庭在消解,代际差别在加大,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在政策上鼓励父母和孩子在同一个小区购买住房。这种做法新加坡就在实行,且效果不错,所以从古人的孝道中吸取经验,一是可以进行制度创新,将孝的精神贯注于养老制度的制定和推广上。二是要继续加强孝道精神的传承,即使在社会化养老普及的未来,如何将孝道的精神灌输给护理人员亦是十分必要的。”

      传统儒家的孝道虽然传承不绝,但在现代社会中,也有一些一直被争议的问题,比如“色难”、“无违”、“父母在不远游”等等,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可能有的做不到(比如商业社会中的人口流动,异地工作等等),有的本身也被批评违背人性,违背现代社会平等观念等等。

      又该怎样对传统加以鉴别呢?干春松说,“的确,由于社会的变迁,许多传统孝道中的理念和制度已经不适合当今社会了。经常有人会提到‘父母在不远游’的问题。这些矛盾的确存在,但是,在我看来,‘父母在不远游’其核心的精神就是对父母的关心照顾。不远游是要为关心和照顾创造客观条件。但儒家思想更为看重的发自内心的体恤和关心。不能简单地从违背现在社会的平等观念这样的说法来否定孝道的价值。”

      融合传统与现代

      当今社会,养老问题重重,这些问题,究竟是现代性的问题呢,还是传统失落和断裂造成的问题呢?

      有没有一种可能,融合传统的思想资源,和现代性中对于人的保障,最终为当前的养老问题找到一些可供借鉴的答案呢?干春松说,“当今中国的养老问题,其关键是养老制度没有完善造成的,但是近代以来对于家族制度的否定和对于孝道的批判,从思想层面加剧了养老的困难。我经常说一个观点,在中国这样一个老年人口如此之多、而养老金缺口如此之大的国家,之所以没有发生养老的危机,关键在于儒家孝道观念的根深蒂固、润物细无声,大多数国民都将赡养老人作为自己的责任,因此,如何在现代养老制度中吸收儒家的孝道思想,可以看做是国家未来养老制度的突破口。”

      事实上,传统的儒家思想,和现代社会养老理念的结合,并非没有成功的途径,甚至已有案例,干春松说,“就我个人的了解而言,新加坡的住房政策是把儒家思想和养老制度结合得最好的典型。新加坡国民在购买政府住房时,如果选择与父母同住,或是住在距离父母家一公里以内的地方,会得到现金的奖励,同时,还会获得优先选择房屋的机会。如果一个家庭赡养了父母,可以获得退税的奖励。如果申请者是三代同堂家庭,将被优先安排居住。建屋发展局还设计了一大一小两种面积的相邻而居的实际需求。数十年来,这些政策都被严格地执行。”

      传统社会中,家庭伦理、养老本来是社会秩序的根基,而在今天,如何对待老人,也是考验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试金石,干春松说,“应该说儒家的孝道和养老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如果国人能够正确认识养老和孝道的关系,那么我们亦可以期待有中国特色的养老制度的创新。”


  •   “当我老了,依然会行走在公益的路上,公益是一件让我愿意做一辈子的事。”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戏剧系大二学生郭羽韬日前被评为“2014上海市大学生年度人物”,这一褒奖,成为他努力向前的新起点。

      曾被誉为灾区最美90后大学生志愿者

      2014年8月3日,一场6.5级的地震突袭云南鲁甸,600多生命消殒,3000多人受伤,房屋垮塌、交通中断、通讯中断、供水中断……鲁甸之殇,牵动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心。

      当获悉家乡发生地震时,正在新加坡参加亚洲音乐剧演唱大赛的郭羽韬心急如焚。乘飞机、坐火车、搭汽车,从新加坡赶到上海,再到重庆,再转昭通,几经辗转,一路狂奔。

      震后的龙头山交通不便,在一次从龙头山镇搭乘摩托车返回县城的过程中,郭羽韬遭遇余震,滚石不断,致使手部受伤,被强行拉到医院,他依然未改变在震区做志愿者的信念。在进行简单处理后,他又返回震中继续搬运物资。他说:“与灾区群众的痛比起来,我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

      就这样,回到家乡,郭羽韬做了很多在自己看来非常平凡、微不足道的小事——参加赈灾义演、到医院照顾地震孤儿、搬运救灾物资,一忙就是十几天。在灾区照顾四个失去双亲的兄弟姐妹时,年轻的他流泪了:天灾面前,人类何其软弱。所幸,在与其他志愿者的通力关心下,那四个孩子总算有了灾后的第一抹笑容。

      他很快被当地誉为“灾区最美90后大学生志愿者”。然而,郭羽韬却说,许多可爱的人带给他太多的震撼。比如,云南公安边防总医院的卫生员谢樵为了给大家伙探路,跳进洪水却不幸被落石砸中,卷入滚滚浪花中。再比如,性格豪放的阿力木江大叔,自己在镇上买锅炭买食材,给灾区的人们做了一锅又一锅香喷喷的抓饭……

      “我看到许多像谢樵、阿力木江这样的人,我内心都会生出一种敬意,视他们为偶像。”郭羽韬说,“我感觉我只是做了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小事,在以后的公益行动中,还是要向更多的人学习。”

      因心中挂念今年年初再度出发

      “在每一次音乐剧结束时,大家会给予我们掌声和微笑,我们会感觉功夫没有白费。同样的,在做志愿者的时候,我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我会很开心,并且有继续做下去的愿望。”因心中挂念,郭羽韬今年年初再度出发,在之前的受灾地区发起“情牵乌蒙”公益文化活动。坦率地说,这个公益活动的初衷,和他之前的“不甘”有很大关系。

      当年在灾区,他看到有来自香港的志愿者团队做灾后群众心理辅导,而且计划志愿期为两年。“他们的这种做法让我意识到:受灾群众的家园恢复固然可以在物质上弥补些许损失,但是他们内心的创伤呢?而这也需要有人来做一些工作。他们对我的另外一个启发是:他们可以使用他们本身的心理专业来做公益,那么我的专业是音乐戏剧,我也可以将我所学的音乐和公益结合在一起。通过舞台表演,可以带给大家快乐,帮助他们走出地震的阴影。”他说着,眼睛里闪着光。

      于是,“情牵乌蒙”这个公益活动的想法便在郭羽韬的心中形成。在爸爸帮忙联系下,公益演出在当地得以顺利开展和运作。其中,大四学长,还有来自云南民族大学的同学都自愿加入其中。最终,义演还与八一电影厂的艺术家丁柳元老师的捐赠活动相结合,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效。

      期待艺术提高的同时用更多的爱来回馈社会

      其实,自小学开始,郭羽韬就对身边的弱视群体特别关爱,他还会常常把自己吃早点钱省下捐给路边的流浪人员。从14岁开始,他每年都利用假期参加当地的“文艺、科学、卫生”三下乡活动,用自己的歌声为农村群众送去欢乐。

      到了大学,每一次大小公益活动现场,也都必然有他的身影。作为班级团支部书记的他,他还组织团员青年参加上海科技馆志愿者服务,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现场参观做引导,帮助科技馆相关展出做好道具搬运和各类准备工作。

      进入大学后,除了参加公益,郭羽韬把大部分精心放在了对自己艺术提高的学习上,经常在琴房一呆就是一整天。他不放弃任何学习和提升自我的机会,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各类艺术活动。去年年底参演了国家一级导演周小倩执导的原创音乐剧《楼兰》,在北京、上海、东莞演出,给观众以“跃出黑马”之感。专业考试结束,但是他还是在学校认真地安排自己进行专业练习,以便下学期能够顺利再加入一个剧组。

      这个暑假,他想回老家好好地照顾大病过后的爸爸。郭羽韬说,爸爸对他的公益活动给予很大的支持。他近期最想做的就是将所学的音乐与公益结合在一起,更加充分地运用所学的技能。“我现在所学的所会的还很有限,我还要继续在音乐这条路不断学习。只有我变得更加强大,回馈给这个社会的才会更多。”


  •   如果可以用数字来计算时间,那么他在9年中帮助的孩子,也许比有些人一辈子还多,自2006年发起“母亲助学金”活动至今,他共募集捐款85万元,并捐出自己的一半工资15万元,资助河南省开封、兰考、南召等地的贫困生2000余人。

      他是张晓晖,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德语系一名普通的教师。9年来,他曾先后23次前往河南省南召山区支教助学。在他的帮助下,1所小学有了图书室,3所小学获赠体育器材,5000余册图书让从未走出大山的孩子看见外面的世界。他还为孩子们带去了4000余件衣物。

      2006年12月的一天,得知自己的一个学生竟然在宿舍用睡眠来抵抗饥饿,张晓晖被深深地刺痛了,一种强烈的冲动促使他做点什么。于是,他用深情的文字在博客上发起捐款倡议,并捐出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启动资金。没想到,这个倡议竟然得到很多网友的热烈响应,捐款源源不断地汇向这位年轻教师。这些钱怎么办?如何转交到贫困学生手中?

      张晓晖决定发起“母亲助学金”,倡导母亲般无私的爱,主要用于帮助学校和山区的贫困学生。他每年都要去山区支教助学两到三次,收集贫困生情况,转交网友捐款。他始终坚持一项原则,助学金的每一分钱都要全部转交给受资助学生。

      为此,他去山区支教时购买的文具、书本、学习用品等花费全部由自己垫付,同行志愿者的路费和食宿费用也是他自己承担。随着助学金运营规模的扩大,张晓晖投入运营的费用和精力也越来越多。仅2014年一年,他投入助学金的运营费用就近3万元,占自己全部收入的一半。

      最艰难的时候是张晓晖在攻读委托培养研究生期间,他只能领到基本工资。为了“母亲助学金”的正常运营,张晓晖不得不出去打工挣钱。他每周一、三、五晚上去做两个半小时的家教,周六则从早上八点半一直讲到晚上九点半,业余时间还要给企业做翻译。

      “既然已经做了,即使打工挣钱,也要让‘母亲助学金’继续运营,不能让山区的孩子们失望。”张晓晖说。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助学金的运转情况,张晓晖始终坚持透明公开的原则。他制作详细的捐款明细单和受助人情况报告,并全部在网上公开。这些做法,为他赢得了捐赠人的信任。

      9年来,张晓晖与贫困山区的孩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为了保护孩子们的隐私,不让他们受助时有压力,张晓晖一直坚持不悬挂横幅,不惊动媒体,不叨扰政府人员的方式。“只有我们播种的爱不附加任何条件,收获的爱才是无私的。”在博客里,他这样写道。

      他常常需要背着十几公斤重的捐赠物品打车去车站。有一次,为了赶上夜里两点的火车,他不得不连夜加班整理账目、清点物品,在身前和身后背着两个大包打车去车站。下了火车,他顾不上劳累,坐上前来接他的山区老师的摩托车,赶往受助小学发放捐赠,在傍晚才吃上了饭。

      那次,他的心里还牵挂着一个住在山那边的学生,他们约好这次要见面。第二天一早,顾不上疲乏,他拿起一根树枝当拐杖,就出发了。山路崎岖,翻过陡峭的岩石要靠手脚攀爬,一不小心就有坠入山谷的危险。当张晓晖带着山外的关爱、捐款和文具到来时,这个家庭就如同过年一样,孩子沾满泥巴的笑脸绽放出了纯真的笑容。

      张晓晖经常会收到许多物品捐赠,例如钢琴、几百册图书、上千件衣服。每到这时,他总是尽可能将捐赠物品清理干净。他说:“这不仅是一份爱心,更是一份尊重。”有一次,“母亲助学金”收到1000件运动衣,为了清洗干净,他和几个学生一起,洗衣机不够了就用手洗,然后晾晒、归置、打包,整整忙了两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是当他看到孩子们穿上新衣服时那明亮的笑容,所有的辛苦和疲惫就一扫而光。

      曾获得过“全国首届五星志愿者”等诸多荣誉称号的张晓晖,仍然在继续着他的德语教学。张晓晖在教学中以严格出名,甚至到了不留情面的地步。他的一名学生是自己敬重的一名老教授的孩子,但是经常不来上课,期末时,张晓晖不管他怎么求情,坚持给他判了不及格。他在日志中写道:“我要让这个孩子知道,父母不可能帮他一辈子。只有付出才有收获。”

      虽然张晓晖很少提及助学活动,也坚决反对还未自立的学生捐款,但是他从事的公益活动和他展现的优秀师德,还是默默影响着学生。无数学生记住了他经常说的一句话,“记得自己活得好的时候做一个能帮助人的人”。到目前为止,他教过的学生已经有100多人毕业后或捐款,或支教,或从事力所能及的公益活动。


  •   7月13日,家教O2O“请他教”再度宣布,已在6月初完成了8600万A+轮融资。据请他教CEO陈远河介绍,本轮融资由盈信投资集团领投,早期投资者梅花创投、纽信创投、51.com董事长庞升东全部继续跟投。这样一家牛气的创业公司是如何炼成的?网易教育专访陈远河。

      

    陈远河


      访谈重点

      1、互联网让教育“直通”到用户

      互联网+其实讲的是共享经济,共享经济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去中间化。

      互联网+教育能让家长用更低的价格请到老师,对老师这边来讲,他自己可以得到更大的好处,去中间化,让他自己的地位提高、收入提高,会倒逼他真正把教育做得更好,这就是互联网+教育能够带来的一种变化。

      2、做O2O教育需要顺应中国的用户习惯

      在中国的家长里,需要顺应以前的一些潮流,顺应以前的用户习惯。

      中国家长喜欢让自己的孩子在线下接受老师的教育,因为有一种陪伴感和压迫感,这是很难用在线来替代的,我们就顺应了这种潮流,可能我只是把很多环节搬到了线上,就是所谓的O2O。

      我们的服务还是在线下的,可以让家长还享受以前一样的服务,只是他寻找老师、支付、解决孩子教育过程的问题以及互动的过程搬到了线上,提高效率,也可以让不透明的东西更加透明化。

      3、O2O的模式未来有可能取代传统线下培训

      没有好的教研支持,没有很好的品质保证的培训机构,也只是一个纯榨取老师收入的机构,其实这种机构是最容易被互联网颠覆的。

      4、在线培训平台的师资不在多在于质

      讲究老师并不是家长真正想要的,也不是他的需求点,其实我觉得还是能够找到适合他的老师更重要,能够解决他的问题,家长找上来,他的痛点就是提分,我的孩子学习太差,要的就是提分。

      我们在师资上做更严格的筛选,把质量控制在最好,希望每个上来的老师能够真正实现在你的平台接到学生,提高自己的收入,只有这样才有更大的驱动力让他们做好自己的教学。

      5、利用互联网做教育 "请他教"做社群

      我们暗地里有很多功夫,包括我现在也组建了一个非常秘密的小组,希望以后把我们的家长做得社群化,我希望用互联网的概念来做这么一件事情,如果哪天我的家长跟我们是在一个社群里玩,在这个社群里很愉快地相处,你孩子的成绩又得到了提高,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在做的。

      现在秘密小组这两三个月已经积累了上百万的家长用户,是别人看不到的,突然有一天当我的品牌积累到一定程度,服务的城市到了一定程度时,我这种量就会得到爆发。

      6、“请他教”的愿景是让教育回归本质

      我们还是抱着最大的愿景,让教育回归本质,我跟我的员工讲过,到了一定阶段时对一些贫苦家庭,一个月收入少于两千或者少于三千的,可能我不要他的钱就帮他做,或者我们对一些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清洁工,一些家庭比较困难的人,都免费帮他去做,这是我想要实现的一点,当然,基于公司商业的层面,我其实想要做互联网时代一个强大的品牌,当然,我们的希望是做第一品牌。

      如果你不是处于非常善良的愿望,或者非常本真的愿望出发,你做不成非常伟大的公司,你只能做成一家大公司,伟大的公司真的是很多人在用你的产品,从你的产品里获得,当然,在这条路上我们也要去迎合一些资本,迎合一些商业的东西,但我们最终的目标还是要想办法成为一家比较伟大的公司。

      网易教育: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网易教育主办的嘉宾访谈节目,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请他教”的CEO、创始人陈远河老师,首先欢迎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陈远河:大家好。

      网易教育:随着克强总理“互联网+”教育理念的提出,在线教育又掀起了一轮热潮,今天我们请陈老师做嘉宾访谈,也是希望陈老师就请他教的理念给大家普及,另外我们也想进行在线教育方面的热点探讨,我们都知道陈老师是互联网资深创业人士,有丰富的经验,现在在线教育做的特别多,尤其网易这边也一直在关注,能不能聊聊您创办请他教的初衷呢?

      陈远河:是这样的,我之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在网上流传得蛮火的,叫做“再平凡的人都有不平凡的梦想”,其实教育一直是我心中的梦想,我小时候所处的环境可能会比较恶劣,因为家里比较辛苦,家里人为了我们上学也是非常艰苦,特别是我妈妈,我在那篇文章有讲到,我小时候的一些经历。

      小时候,以前老师问我以后的理想是什么,我讲到以后我要当教育部长,让穷人的孩子都能上得起学,等我慢慢长大,这个理想不可能实现,但我心中还是有份教育的梦想。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互联网,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能不能让互联网跟教育有所结合,这个契机就创办了“请他教”。

      网易教育:互联网+教育是两个行业的整合,我们也知道,很多学生、家长和老师都希望借着这股风潮有一些进步,您觉得互联网+教育怎样才能让三方受益呢?

      陈远河:互联网+其实讲的是共享经济,共享经济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去中间化,其实在一些传统的教育机构,讲不好听的,他们不是在做教育,是在做培训,做培训就是市场行为,市场行为里面有非常多的不透明化,包括师资的不透明化,这是对家长最大的伤害,其实你给我推荐的名师,我不知道这个老师有多优秀,可能是你伪造的假象,欺骗我的。

      第二是价格的不合理,传统教育机构,大家都知道,老师真正得到的课酬只有家长支付的30%,所以这就是我们互联网要改变的,怎样让三方受益呢?家长可以用更低的价格请到老师,但对老师这边来讲,他自己可以得到更大的好处,去中间化,让他自己的地位提高、收入提高,会倒逼他真正把教育做得更好,这就是互联网+教育能够带来的一种变化。

      网易教育:在我们目前请他教的平台上,家长用户会多于老师用户吗?

      陈远河:这是必然的,按照正常一个老师一般能够服务三到五个家长来讲的话,我们还是把这个比例控制得特别好的,现在“请他教”的平台上全国上线老师也才一万多个,目前我们开通了10个城市,每个城市可能都不足1000个,现在注册的家长已经超过将近30万。

      网易教育:学生用户占比多少?

      陈远河:我们是课外辅导,一般统称用户都是“家长”,因为没有学生会为自己请老师的,这种应用场景,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成绩不够好,请个辅导老师,其实不存在那种需求,我是个学生,要请个老师来辅导我,如果有这种意识的学生一般不用请辅导老师,因为他学习成绩都特别好,孩子特别自觉,往往在学校课外辅导的学生,其实在学习这个场景里是不怎么自觉的,需要人家推动他,一般我们的用户是家长比较多,所以现在我们的版本没有学生版,只有家长版。

      网易教育:我们知道,教育是一个慢工程,讲究循序渐进,但资本追求比较快,陈老师能不能说一说两者之间权衡的心得?

      陈远河:每一个项目,特别是我们的互联网项目,必然要得到资本的认可,有了资本的支持才能做得更快,才有办法更具竞争力,当然,做好品质会更慢,我们只能在这其中找到一个更加的契合点,互联网模式讲究的是小步试错.

      从去年12月份来到北京后其实我们一直没有往外扩张,我们大概花了半年多去做,我们选了几个城市做模型:一线城市的北京、二线城市的厦门、三线城市的哈尔滨,在不同规模的城市里做可以复制的模型,也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在你自己还没想太清楚时还是要慢一点,不管资本如何追逐,都要慢一点,当你想得足够清楚时你就可以快速扩张,像我们这个月会一次性开通,7月一天就开通了6个城市,月底还会再开5个城市,慢和快要取决于你这个企业有没有想得足够清楚,这样复制出去会不会有问题,也不能一味受资本驱动,当然,我们能够加快时一定会加快。

      网易教育:在不同的阶段应该有不一样的节奏。

      陈远河:对。

      网易教育:现在我们经常和老师交流O2O的模式,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您觉得“请他教”的模式是怎样的呢?

      陈远河:其实“请他教”和现在很多教育O2O是一样的模式,很多教育业内人士以为我们短期内可能会慢慢转向在线,很多人有这种观念,还是在线的发展趋势比较好,但我们的观点不太一样,在中国的家长里,需要顺应以前的一些潮流,顺应以前的用户习惯,他喜欢让自己的孩子在线下接受老师的教育,因为有一种陪伴感和压迫感,这是很难用在线来替代的,我们就顺应了这种潮流,可能我只是把很多环节搬到了线上,就是所谓的O2O,我们的服务还是在线下的,可以让家长还享受以前一样的服务,只是他寻找老师、支付、解决孩子教育过程的问题以及互动的过程搬到了线上,提高效率,也可以让不透明的东西更加透明化。

      网易教育:作为家长找老师,会不会更愿意听身边邻居、朋友的推荐,对网上的信息不那么信任?您觉得怎样破除家长这个疑虑呢?

      陈远河:是这样子,每一个新鲜事物出现时当然都会有这种声音,因为他不够信任你嘛,这就是我经常提的在线教育的品牌,其实品牌没有形成时家长有疑虑,这也是我们早期采过的科目之一,早期很多家长不愿意在上面买单,上个月其实我们投了大量的线下广告,很多人以为你在做互联网的东西,为什么还要投大量广告,你是不是不会做互联网?其实搞错了,我们获取用户可能很简单,但让用户做决策的过程中,我们能不能催化他,让他减少疑虑,甚至打消疑虑,线下品牌的建立还是很重要的。

      网易教育:当年没有淘宝和支付宝时,大家对网上购物也不是特别认可。

      陈远河:现在我们能不能让家长觉得上面的老师都是你挑过的,事实也是我们在这一关审核特别严格,因为我们害怕有不好的老师给我们带来负面的影响,让我们这个平台接下来的口碑等受到损害,当我们要让用户相信你真正的有在做这一关,我们现在有推出7天24小时,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提出来退款,上了几次课以后你觉得不满意我都可以帮你退,一分钱不收,这是我们打造自己口碑、自己品牌的过程。

      网易教育:有这些双重保证,家长应该会打消疑虑。刚才陈老师说到了O2O的模式,我想接着刚才的问题再问一下,您觉得未来的模式还会是线上线下相结合,它对于自主学习能力不太强的小朋友来说,不太会习惯用在线教育的模式,O2O的模式未来能够有机会和可能取代传统线下培训吗?

      陈远河:未来,整个历史潮流总有一天会被互联网所代替,这是大趋势,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可能我们不可能完全颠覆线下,我一直在持有一种观点,特别大的教育机构,比如我很欣赏的学而思,这种机构有很深的品牌积累和内功,你很难攻破它,还有一种,很小的工作室,你没办法,就是两夫妻,接几个学生,这种工作室你没办法颠覆它,一些不大不小的机构,没大到像学而思这样有竞争力,也没有小到夫妻店那样可以很好掉头,很灵活,中间有一些机构是很危险的,因为从本质上来讲它也没有好的教研支持,没有很好的品质保证,它也只是一个纯榨取老师收入的机构,其实这种机构是最容易被互联网颠覆的。

      网易教育:现在的在线机构,据我所知,我们关注的还有比如“跟谁学”这样的机构,都挺多的,大家唯一关注的是这个平台上的老师,也是家长非常关注的资源,“请他教”和其它平台不一样的点在哪里呢?

      陈远河:讲究老师并不是家长真正想要的,也不是他的需求点,其实我觉得还是能够找到适合他的老师更重要,能够解决他的问题,家长找上来,他的痛点就是提分,我的孩子学习太差,要的就是提分,作为一个互联网平台,老师的数量也不能太少,我们现在就是控制一个量,“请他教”在北京有5000多个老师,甚至我们注册了一万多名老师,上线的也有几千人,但后面我们发现不需要那么多老师。

      网易教育:活跃的不太多?

      陈远河:我们这些老师还应该质量更高,控制得更严格一点,因为不需要这么多老师来服务,就像现在上市的大教育机构,其实老师总的数量也不会特别多,全国可能只有几千个老师,但他服务的家长是非常多的,作为我们这种平台,其实也应该在师资上做更严格的筛选,把质量控制在最好,我们希望每个上来的老师能够真正实现在你的平台接到学生,提高自己的收入,只有这样才有更大的驱动力让他们做好自己的教学。

      网易教育: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举个特别具体的例子,比如某老师在平台上获得了相应的收获。

      陈远河:其实在我们这个平台获得收获的还是特别多的,有个周老师,他也是教数学的,他以前在北京一家教育机构里干,在机构里,高峰期时一个月能拿到一万多,到两万之间,但现在他在我们的平台上,我们把他作为重点老师,经常把生源引导给他,因为现在我们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家长自己去指定老师,第二种是家长要求我们帮他匹配老师,那我们肯定会匹配在我们平台上积累了非常多好评的老师,包括周老师,现在他在我们平台一个月能挣到五六万,很多平台说老师在自己的平台上一个月挣几十万,那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有能力让挣一两万的老师挣到五六万,那是非常正常的。

      网易教育:给我的感觉,这事儿比较踏实。

      陈远河:我们也不能夸张到一个老师挣几百万,也有这样的平台去吹嘘这种东西,但我觉得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老师也需要休息,他的时间是有限的。

      网易教育:我们都知道,咱们现在互联网在线教育平台里,“请他教”应该是唯一一位有互联网出身的专业人士做CEO的,能不能聊一下现在“请他教”公司里的互联网基因体现在哪些方面,除了有您这样一位CEO。

      陈远河:表面看来都差不多,因为很多人只会从你的产品、从表象的一些东西觉得你作为互联网出身的人,做的东西跟别人没什么差别,但其实不是这样,我们暗地里有很多功夫,包括我现在也组建了一个非常秘密的小组,希望以后把我们的家长做得社群化,我希望用互联网的概念来做这么一件事情,如果哪天我的家长跟我们是在一个社群里玩,在这个社群里很愉快地相处,你孩子的成绩又得到了提高,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在做的,现在秘密小组这两三个月已经积累了上百万的家长用户,是别人看不到的,突然有一天当我的品牌积累到一定程度,服务的城市到了一定程度时,我这种量就会得到爆发。

      网易教育:尤其是家长的口碑宣传,力量比其它的作用更大一些。

      陈远河:对,我们常常讲很多跟我们同行的,传统机构出来的,传统机构的劣势在于机构思维,做事的方法还是采用非常老的方式,他们所谓互联网,就是做一些SEM,做一些表面上的自媒体之类的,但我觉得那种东西是非常表象的,真正能抓到精髓的还是真正从事过互联网的人。

      像我是长期做用户运营的,在中国很多做流量、做用户运营的都认识我,我其实一直都是在做用户,当然,在这里面我也希望更多有非常好的教育愿景的传统机构大牛加入我们,其实我这边也留了非常多的股份给他们,做个广告,希望更多牛人进来,我直接给股权,我们还是很有希望的,在教育机构转型过程中占据一席之地。 在这个行业中我们尊重对手,我觉得我们的几个竞争对手都非常厉害,非常强,希望将来大家都能够占据一席之地,这个行业不太一样,它不像出行等行业,极有可能一家独大,但我们这个行业绝对是百花齐放。

      网易教育:当前这个阶段困扰CEO的问题主要有哪些呢?现在我们还处于创业初期,招聘、人才这块,还是资金、运营?您觉得自己花精力最多的是哪方面?

      陈远河:刚才您讲到我们这种模式受资本驱动很快,这个途中团队建设时间是非常短的,人才这块其实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网易教育:找到合适的人才?

      陈远河:对,找到合适的人才,能够认同团队的理念。

      网易教育:现在我们有多少人?

      陈远河:我们整个团队有150个人左右,包括各地的分公司,其实现在最大的困难,我们现在在创业的初期,我希望有一批人跟我们一起实现我们的梦想,但往往我们招来的人都是上班的人,特别是我们公司现在到了一定阶段,人家会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可以等待收割的公司,来的人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奉献精神,不愿意在你的团队里多为这个团队做一点什么,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大的困难,其实我们公司真的还处于初期,需要更多人做更多工作。

      网易教育:陈总,您对您的员工和外界是怎么描述“请他教”近期或远期愿景的?

      陈远河:原来我跟我的同事们讲过,其实我们最高的愿景就是让教育回归本质,我个人觉得我们这一辈子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不了多少年,最终我们还是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可能讲出来有些人觉得你很假,不就挣点钱吗?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我们还是抱着最大的愿景,让教育回归本质,我跟我的员工讲过,到了一定阶段时对一些贫苦家庭,一个月收入少于两千或者少于三千的,可能我不要他的钱就帮他做,或者我们对一些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清洁工,一些家庭比较困难的人,都免费帮他去做,这是我想要实现的一点,当然,基于公司商业的层面,我其实想要做互联网时代一个强大的品牌,当然,我们的希望是做第一品牌。

      网易教育:我觉得陈老师是一个特别有教育情怀的人,确实在教育领域不多见,很多人之所以选择教育这条路也是希望迅速拿到融资,上市,马上股价翻倍,我觉得只有做教育的人有这种情怀,这事儿才能走得更长远一些。

      陈远河:是的,如果你不是处于非常善良的愿望,或者非常本真的愿望出发,你做不成非常伟大的公司,你只能做成一家大公司,伟大的公司真的是很多人在用你的产品,从你的产品里获得,当然,在这条路上我们也要去迎合一些资本,迎合一些商业的东西,但我们最终的目标还是要想办法成为一家比较伟大的公司。

      网易教育:我们听说陈总这边即将到手一轮新的融资?

      陈远河:是的。

      网易教育:这也是个好消息。

      陈远河:融资对我们的发展必不可少,因为我们都在拓展,需要钱,需要弹药,所以融资只是我们的过程,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因为它只是支撑我们团队去实现我们梦想的东西,也没什么值得恭喜的,我觉得未来的路还非常长,现在的探索才刚刚开始,我们也希望更多人来支持我们,相信我们。

      网易教育:在接下来一段时间,您工作的重点方向会在哪块?拿到这批融资后会重点投到哪个领域呢?

      陈远河:在全国各个城市,我们都去探索每个城市不同的家长心理,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品牌不是一个非常死板的,一个模式在全国套用,当然,有一定的模型后我们会在各个城市深耕,其实我们选定了一些城市,希望在这个城市做得更深,更深入当地老百姓心中,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工作,我需要更多的人才,需要更多有识之士加入我们,帮助我们在当地做更深的服务。

      网易教育:能具体说一下你们现在分析的结果吗?不同城市这边家长用户的心理。

      陈远河:这个确实有的。

      网易教育:比如北京、厦门、哈尔滨之间的差异是什么样的?

      陈远河:很多城市家长的心理是不太一样的,为什么北京的价格炒这么高?家长是觉得便宜不会出好效果,但我们有义务告诉家长,你选的贵的不一定是最好的,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这话已经提了很多年,但很多家长不愿意相信。

      网易教育:北京家长不差钱。

      陈远河:对,但我们觉得不是喊的高的老师就一定能真正帮到家长,帮到孩子,我们一直要提倡这种理念,适合你的老师就是最好的老师,而不是一味提倡名师,因为名师资源是非常少的,而且名师服务可能也比较不好,因为需求量太大,供应量太少,这个社会里永远有一批老师可能他没有得到名师的头衔,但他服务特别好,他也很耐心地教你的孩子,我觉得这种是最好的教育。

      网易教育:我觉得您说的是一个能够解决用户当前问题最好的办法,而不是费了很大力气去够特别高的老师,但对你的了解不太充分的。

      陈远河:对。

      网易教育: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访谈到这里结束,非常感谢陈老师今天作客网易演播室,我们希望在K12领域在线教育的热潮中能够多多涌现一些优秀的机构,让家长和学生培养出优秀的互联网消费习惯,进而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今天非常感谢陈总,期待下一次继续参加“请他教”的大型活动,更多了解你们。 谢谢。


  •   出身于教育世家的王志泽一直对教育有着深厚的情结,面对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他深深感觉到教育必须跟上的重要性。1993年,国家颁布政策允许私人办学,在这场春风的滋养下,中国的民办教育开始了蓬勃发展的新纪元,这一年,从中关村出走的王志泽马上汇集自己所有资源建立了北京第一所私立学校——北京汇佳私立学校。北京是基础教育发达的地方,名校林立,这样的环境对于市场化的民办学校来说是逆境同时也是最好的挑战。这二十年多年来,汇佳教育国际化已从起步到形成较为完整的国际教育体系。



      教育世家结出浓厚教育情节

      1993年,中国正值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的关注点围着着物质需求,人才的价值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教育的开放只是在摸索阶段,而且人们对于中国的基础教育普遍自我感觉良好,一致认为体制已经很完善,一代一代的学生毕业,也培养出很多人才。但是出身教育世家、对中国基础教育有很深了解的王志泽在出国跑了很多地方,看了很多学校之后,发现“人家小孩子是那种教育,和我们截然不一样。20年前不一样,20年后今天差距更大,截然不同。”

      20年前的王志泽,作为一个工程师、一个父亲、一个对中国教育理想化的人,开始用批判性思维的习惯反思中国教育存在的各种问题。“基础教育应该是教育孩子从小碰到事就愿意以批判性的角度去思考,可是我们的教育呢,你是不能挑战老师的,老师说这么着,你就得这么着,否则得不到高分了,你被淘汰了。训练方法都违背了培养这种创新型人才的基本条件。这几个道理,当你认清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教育错了,你这样的方式是培养不出人才的。”

      民办教育不是政府的公共财政花的钱,那笔钱必须追求的目标是公平,是所有的国民都可以享受到的。而民办教育是自己拿钱。多一点,少一点,民办学校就可以追求特别需要了。所以民办教育本身就有这种社会职责,就是这种社会定位,就应该干这个事。

      政府学校就应该最大限度地把每一分钱都用于公平上,用于所有国民能够享受的基本服务和基本教育上,这样就和谐了。民办教育就要按自己的这种社会使命去做,而且有很多可以去研究的教育内在的东西。

      王志泽很少笑,他忧虑于整个教育大环境中存在的各种错误理念。很多人都在摸索,在阵痛中寻找中国教育的解药。中国家长甚至开始追本溯源,将老祖宗的私塾当成基础教育的救命稻草,把孩子的教育从学校拉回到了自我认知的哲学层面。

      王志泽说,基础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习惯养成的过程,就是养成小孩子的若干种习惯。他觉得首先核心的一条就是得尊重,回到本真层面上,尊重人,尊重人存在的实际的这种差异,实际上这是教育核心。王志泽认为创新不是意识,而是一种习惯。

      民办教育应该最大限度地去遵循教育规律,去尝试各种各样的创新教育。公立教育也应该最大限度地去满足所有国民的基本教育需求,王志泽觉得是这样一种教育格局才使教育能够完备,才能够符合规律。公立学校不能去追求这个差异化,它不是追求差异化的,那是给国民提供基本教育服务的场所。

      

      王志泽在“2013亚欧学校道德教育论坛”上发言

      融入国际教育体系 力求比肩伊顿

      从开始创办汇佳教育机构之初,王志泽就将汇佳定位于融入国际教育体系,从北京起步到新加坡办学再到美国交流,汇佳输出了一批批怀着爱心去传播中国文化的学子,在他眼里这些年轻的学子仅仅是汇佳崭露头角的小荷,与他心目中“比肩伊顿”还有着遥远的距离。

      他觉得现在的人们对国际教育这个事也有很大的误区,汇佳现在强调的是双语双文化,双语里面的第一语言,双文化里面的第一文化一定是你的母语母文化。

      王志泽坦言他的汇佳学校一直在基于一种国际标准的双语双文化的课程体系的研究和研究,做了十几年。王志泽认为人不能老说我们自己是办的国际学校,是国际水准的学校,我们只能把我们学校拿到国外去办学,办一个中国国际学校。

      “就跟咱们在北京似的,有美国国际学校,加拿大国际学校,英国国际学校”,王志泽说道,“我们在新加坡办了第一所中国国际学校,新加坡政府要求我们过去的,同样拿着我们的国际标准,就是IB的这套标准,强调的双语双文化。”

      汇佳学校里中国学生的比例一直在正增长,比例越来越大,现在都快接近50%了,有的年级已经接近50%了。这个是人数上的一个变化,但是说明现在全世界对于中文和中国文化外国人都在关注,但是王志泽认为,你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小孩子这种训练你从小不强化他对于母语和母体文化的训练,问题很大。

      王志泽认为现在人们对国际教育的理解存在很多偏差,大家往往认为用英文教学就叫国际教育了,或者简单地把国外的某种课程拿进来就叫国际教育了。实际上并不是。可是很多事需要人来做,王志泽觉得中国的民办教育应该承担起这个

      标准体系中找机会 教育需要差异性

      在王志泽看来,民办教育就应该最大限度地去追求差异化,追求人家对教育消费的这种选择,因为人是有差异的,既然有差异,我们就得满足差异。私立学校就应该去满足差异,所以才有男校,有女校,有法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法语学校,,有以西班牙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校,有以科技作为特长的学校,有以体育作为特长的学校,这就是对差异性的满足。

      中国的民办学校如果最大限度地打出差异化,尊重人的实际规律,王志泽认为这时的民办教育就有生存空间了。中国的公立学校最大限度地满足国民的基本教育需要,强大的社会矛盾也就没有了。王志泽表示要先形成这个教育格局,然后家长才能更多地了解教育,才能不会天天担心输在起跑线上,各种悲剧。

      回到汇佳这个层面,王志泽表示实际上汇佳已经做了21年了,21年中汇佳之所以在北京这个地方还能存活了,王志泽觉得首先是他们自己把自己的定位定对了。就是我们是民办学校,必须要尊重教育的差异性,给受教育者,就是教育的消费者有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因为毕竟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对这种教育原理,对这种差异越来越了解。家长知道我孩子就应该这样,我不能拿孩子去冒险,因为任何一个孩子送到一个学校里面至少有50%的风险可能被淘汰。

      就是从最浅显的道理来说,家长不应该让孩子在这么小的时候就被淘汰了。冒着50%的淘汰风险,这是不应该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懂得教育应该尊重差异性,幼儿园、小学怎么能看出,不好判断,家长就应该让他在每个他自己的轨迹上能够去进步。

      中国教育要遵循人真实存在的规律

      王志泽总是在描述什么是一个好学校。好学校是一个舞台,好学校根本就不应该是棋盘,我们现在定了很多棋盘,都给你设计好了,你必须这么走,你走过了就算上去了,走不过你淘汰掉,层层筛,层层卡,层岑设卡。那孩子们也太可怜了吧。

      因为家长就是这种思维的定式,就是这么过来的。因为现在老师就是这种思维定式,是这么过来的。因为像汇佳这样的民办教育太少太少了,现在唯一能看到的就是天天网上的,美国人怎么怎么样,欧洲人怎么怎么样,人家大范围就是这样。

      中国整个经济要发展,就根本不能有滞后的,结构性的错误。中国老百姓认为上职高的人和上职业教育的人都属于底层职业。而外国所所有的职业都受到人尊重。

      王志泽表示这是因为人是有差异的,有的人头脑聪明,他的整个发育使他能够成为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那是天生的,不是后来教育出来的。他就是科学家那个头脑,他的大脑跟别人都不一样,你说你能教育出科学家来吗?不能。

      所以教育在王志泽看来。又回到一定要遵循人的真实存在的规律上。如果学校都做成这样,那王志泽觉得可能成才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包括现在没有上大学的人。所以王志泽说中国的民办教育,本身定位就是一种选择性差异,能够最大限度地去遵照规律,办出有特色的,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校。公办教育是满足基本教学的,就别再去淘汰,再去筛了,有多少人会因为筛下来可能永远心里都有一个阴影。

      变革需要过程 成效考验学校

      王志泽认为基础教育训练人的目的是习惯养成。中国的教学大纲跟美国的教学大纲在知识点上没什么太大的差异,上面规定的孩子应该在什么年龄学几位数,学加减法,学因式分解,都差不多。

      中美教育的差异就在于训练方法不一样。中国教育是训练怎么考试,成为考试的熟练者。而国际教育是知识讲给你以后看你对知识的应用,就是所谓的探究性学习。这种形式强化知识之间的关联性。无论是跨学科还是超学科,都是知识的关联。

      在采访中王志泽说:“你们有机会在做做你们当年的高考题,你看还会做吗?肯定是不会了,所以题目做对或是做不对根本就不应该是基础教育要追求的目标,可是我们这十几年的时间追求目标放在那了,错了。该给孩子的没给,根本没用的东西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给孩子,什么原理,就是这个原理,这个原理不难理解。”

      王志泽说错了,然而错在哪了呢?有人问王志泽,你说错了,现在我们这么多名校出了那么多优秀的学生,他们都进北大清华,能进世界名校,这又如何解释?王志泽说,这些学校出来的人他要不进北大清华,不进世界名校那才怪了,因为这些人是你筛出来的,筛出来的一定是聪明人,记忆人好的人,理解力强的人,聪明的人筛出来还能上不了名校吗?这并不是教育的结果,是筛的结果。

      永不满足 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

      信息技术不断发展进步,将来课上的形式可能都会有颠覆性的,革命性的变化。学校的形态也可能会随着这种IT技术的革命变成一种新的可能。

      美国有一个汉语学院发展非常之迅速,还没半年的时间,在册学生达到1000万人。这种规模,物理性校园是达不到的。所以人们获取知识不一定都通过学校这种方式获取知识,过去老师也不叫老师,叫先生。什么叫先生?就是先生几年,头脑中比学生的信息量大,可以把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学生。一个是跟先生获取知识,一个是从书本获取知识,过去只有这两条渠道。

      而在今天,孩子获取的信息量可能比老师的信息量还大。所以在王志泽看来,新技术的条件让老师的角色发生了变化。老师已经不是一个知识的传递者了,可能就是一个组织者。所以如何遵循这种规律,在现有的这种环境下做一种创新和变革,这可能就是未来的教育。现在地球上没有死角了,特时髦的词叫地球村,都在一个村里,早上发生点什么事,可能全球都知道。

      所以王志泽觉得这种教育的变革可能以后也会非常巨大。

      不断学习 在国际教育界发出声音

      有的人说未来学校可能会消亡,但王志泽坚信学校不会消亡。他认为学校在社会里面是一种真空环境,在这里面应该受到保护,在这里面没有什么政见的分歧,没有什么对科学有不同的观点,这就是一个可以争论的地方,可以自由发表见解的地方,人在这里面可以没有任何约束的地方,就是这种小空间就叫学校。

      所以说这种形态的学校不会被未来的网络东西去取代,因为网络是一个社会,社会就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小局部环境里也有不受约束的空间,这种空间就是学校。所以王志泽说,一所真正的学校是不会被这种东西所取代的,网络的东西只是一种网络思维,一个网络空间,一个网络社会,它是一种新的载体而已,但是它也是一个社会,一个现实社会,现实空间。


  •   MBA面试问题及技巧MBA名校巡礼访谈1月MBA联考真题答案商学院报考调查问卷2014年MBA复试分数线MBA教育的那些第一  日前,在中国教育在线《“智”地有声》系列访谈活动中,北京师范大学MBA教育中心主任助理、市场总监杜静老师接受了中国教育在线专访。作为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北京师范大学MBA项目如何?2016年又将有怎样的招生政策?本次专访中,杜老师为我们做了详细解读。以下是文字采访实录。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教育在线系列访谈《智地有声——2015知名商学院巡礼》,今天我们带您来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现在坐在我旁边的是北京师范大学MBA教育中心主任助理、市场总监杜静老师。杜老师您好!

      杜静:您好,我想感谢中国教育在线给我这样的平台跟广大网友交流。今天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北师大的一个招生的情况和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问题。

      主持人:最近不能少媒体都在报导称专业硕士中的报考大户MBA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更有数据显示下降幅度在5%到10%左右,对这个现象您如何看待,您觉得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趋势的出现呢?

      杜静:这种趋势的出现是一个综合性的原因促使的。一部分考生希望能通过都MBA获得职业提升,也有一部分同学是想落户。但北京2015年正式出台落户政策后,对学生毕业以后的落户年龄进行了限制,可能有一部分考生会觉得自己已经超出了能落户的时间限制(于是不再报考MBA),这只是一方面的原因。

      还有一个很大的方面就是,这两年我们国家提高了对专业学位的重视度。我们的专业学位有很多,比如说有MPACC、MTA,MPA等等,大家的选择面广了,可选择的这个专业学位多了,势必会导致报考MBA的人数下降。

      虽然报考人数有下降趋势,但是读MBA的同学还是一个主力军,读MBA还是主流。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同学都来自于企事业单位,在企事业工作里面的管理类学科,工商管理、管理咨询,包括金融类的也很有必要补充他们的知识,以及实操性的课程案例,而这些课程多数来自于MBA这样的专业学位,所以认准好读MBA的同学还是会选择MBA。

      主持人:近几年开设MBA的院校越来越多,但是不同的学校,应该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发展思路和轨迹的,那么在和其他院校相比时,我们学校MBA项目有哪些特色呢?

      杜静:北师MBA2007年开始试办,2008年招收第一批学生。到现在已经走过不到十年的时间,起步虽然晚,但是直奔北师大这样一个比较高的平台,发展比较快,并且北师大关注的是发展特色专业。

      大家对MBA的共识是美国的工商管理的舶来品。而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如何与北师大的特色专业,优势学科整合(包括我们经管学院的优势专业和学科的整合),我们的专业方向并不是那种通识的专业方向。它是具有特色的,我们有六个专业方向,这是我们最大的特色。

      就管理咨询方向而言,从我们开始创办MBA项目开始就有这个方向了,这个专业方向在全国来说,也是我们受首推,首开设的,同时到现在为止,也是唯一的一家。

      那么还有人力资源及应用心理专业方向,整合了我们师大心理学优势。由我们联合心理学院,以及心理学院的人力资源和心理测评研究所的老师,共同来打造这个课程,给学生提供课程方案。

      还有一个我们有文化创业管理,这个专业方向是植根于北师大的文科背景,从学校的范围内为学生提供优势的师资,从这两年招生情况来说,吸引了好多从事广告、传媒、新闻包括艺术类的一些产业,包括有一些艺人的经纪人,包括有一些导演来报考我们这个专业方向。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专业方向呢,在全国来说我们的也是唯一的,叫教育运营与管理。这个方向比较吸引教育产业类的,或者本身就是教师的人群。可能目前我们平时对于体制内的学校里面老师的培养是通过他个人的授课水平进行评判,那么未来他们也需要懂管理,知道如何去管理,并且掌握管理技能,那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平台。那么在今年前呢,我们都是在跟海淀区教委来合作,就是春季班。海淀区教委每年都会选拔他们的一些幼儿园、中小学比较优秀的老师,包括管理的人员来报考我们。从2014年推出到就我们这个秋季班的以来,创业的同学比较多。每年在京津冀地区,从事创业。包括有在上海的考生也会慕名而来。报考我们这个专业方向,这是这四个我们特色专业。

      还有两个是企业管理专业方向和公司金融与财务。这两个专业方向很多学校都开设就不再重点介绍了。

      我们这6个专业方向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学生不必在报考或入学时立刻做出选择,而是在入学以后,通过这几门课程的学习,选修过7分,自动被划分为这个专业方向。

      那么这里面我们有些考生、学生入学以后,可能以前学的是制造类,或者是工科的,对管理的知识比较渴求。那么在学习的过程中,就选修了很多这样的课程。那么这些课程很可能是分散在不同的专业方向的。我们根据学生的职业发展,他之前的履历和他以前的学的专业方向,来选择一个自己青睐的,或者是未来重点发展的专业方向。比如我们有一些同学,管理咨询的课程修过7个学分,企业管理也修过7个学分,教育管理也修过7个学分。那我们就会让学生自己做一个选择。而且这个专业方向在他的硕士毕业成绩单上是会有体现的。就这一两年学生就业的情况来看,用人单位对于学生选择还是比较精细化的,就是你一定要跟他的那个岗位,特征,包括相关的工作经验能够搭配上的。

      主持人: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对学生未来的发展应该是很有好处的。

      杜静:对,所以我们有些同学是这样的:他可能选定了一个专业方向了,但是其他的课程也会去上。因为大家都知道MBA教学多数都是案例教学,不是理论性的灌输。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案例教学,小组讨论,大家的一个分享,因为这些同学都来自各行各业,在交流中会碰撞出很多新想法和点子。我们有的同学在入学之前并没有创业,但在读书的过程中,跟各行业的同学交流,扩大了视野,发现了新的商机,在毕业之后也走上了创业的道路。所以读MBA对大家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主持人:现在也是MBA招生季,那么我们今年的MBA招生政策和以往相比会有哪些变化呢?

      杜静:今年总体上和去年一致。我们从2014年开始做提前面试。到今年提前面试走过了三年的历程。我们每年招三百名学生这个招生计划,在北京地区是比较靠前的,就是招生的学生比较多。

      那么我们三百个同学,有两百个同学是走提前面试,有一百个同学是正常批来报考。因为我们属于全国34所可以自主划线学校之一,所以我们对提前面试优秀的同学,会有一个分数上的划定。就是提前面试是优秀的同学可以走我们的B线。我们的提前面试录取其实分三条线。如果大家就是报考北师大,想要走提前面试,也就是说,你要提前给我们提供你的材料。然后我们筛选,如果能进到提前面试,而联考成绩又优秀的话,那么就可以走B线。B线呢,就是说比国家线低,按照去年的情况来说呢,国家线是160分,我们的国家线是划定了150分。也就是说,我们提前甄选了一批素质,包括职业发展,平台都比较好的同学。我们对于这些同学是很青睐的。那么在提前面试中表现得比较好,成绩是优秀。那么我们在联考成绩上,会有一个分数的优惠,就是走我们呢学校的B线,比这两年国家线低10到20分左右。

      那么如果你参加提前面试,你的成绩是良好,就可以走我们的A线,A线我们的划定呢,从2014年的情况来看呢,是比国家线低了10分,就是2014年的国家线是160分。那么我们那个,那一年的A线是150分。那么去年,2015年的A线就是国家线。就是基本上这个情况就是或者比国家线低,或者就是国家线。肯定不会高过国家线。那还有一种就是你正常批报考我们,就是你不参加提前面试,你完全按照之前的这个程序,在这个10月份在网上报名。然后11月初到北师大现场确认,那么到联考,结束以后,如果你的分数,达到了国家线,就是我们正常平时走国家线。那你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复试的这个大名单里头。

      但是复试呢,我们是采取小额的,小范围的差额的一个复试,就是有选拔性的。如果复试通过的话,就被录取了。那么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正常批的同学,如果你的成绩是优秀或者是良好的。如果在联考结束以后,达到我们的这个分数线。且在研究生院审核的过程中,你的这个个人的提交的材料没有就是失误,没有一些就是虚假的情况。还有一些在你这个录取过程中,没有发生一些个人的一些不可抗力的这个因素,就是我们会百分之百录取的,这样一个情况。

      主持人:那杜老师,咱们刚刚一直也在提这个提前面试,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今年我们学校也是开办那个提前面试比较早的院校之一了。那我们在提前面试当中比较看中学生的哪些素质呢?

      杜静:我们今年应该提前面试是全国第一。因为我们今年等于是正常批的复试与提前面试第一批是同时开始的,我们比较关注的同学,是有哪些同学呢?就是很多同学考生也问我。因为也总觉得是可能工作时间,就是这个履历比较丰富,工作时间比较长。同时你的职位比较高,他们可能觉得这样的同学是比较受青睐的。那么相反有一些同学呢,可能工作才刚刚满三年,刚满三年。那么特别有一些同学是专科,因为我们这面有接受专科的同学,可能工作满五年,就很多人有不同的这个想法。就觉得你看我是专科,我怎么跟本科同学去PK,那我是本科,我在毕业的这个工作年限很短。我怎么跟工作年限长的PK。或者说还有一种情况是说,我这个工作年限也不短了,但是呢,我的这个职位不高。或者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和我在这个公司里面的这个职位就没有达到一个预期。

      因为有些人可能有些人会考虑到,比如说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是不是上市公司。就这些,我想说这些客观的因素我们肯定也会在考量这个范围之内。因为你的现在职业的发展状况,并不能代表你百分之百你的一个职业发展。就是你的未来路还很长,但是可以锁定你这一刻,你目前的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呢,这样的一个选择,只是我们学生中肯定是必选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同学呢,他是我们觉得是潜力股。我们认定的潜力股是,他可能现在,目前的情况职业发展是呈一个上升的这个趋势。虽然他目前的情况,并不能跟其他发展特别好的同学去进行对比。或者有些同学他可能之前做的这个工作领域。包括我们MBA每年都有一些教师来考,就是有一些他纯粹就是幼儿园的老师,或者中学的老师。那么他有一个梦想,他这个梦想并不是脱离现实的。他可能觉得他这一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梦想,就比如说创办一个教育类的一个企业。或者他觉得他其实兴趣点是在金融方面。但是呢,他这么多年,从事这个行业,跟他兴趣点不一样。那么他这个兴趣点在我们这个面试过程中,我们的面试官肯定会跟他进行沟通。如果他这个兴趣点是天马行空的,就是不着调的。那肯定我们也会跟他讲,就是你个人的一个发展,还得跟你的现实结合。

      但是如果有一些同学,他想到的,跟他一直在做的,就是业余在做的。就是非工作做的,是有很大的结合紧密度的,他有这样的一个发展的突破点。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学生能够考MBA,同时我们对于学生的选拔,也不会就是仅仅的看你的工作年限,你的职位以及年龄,收入,我们会发掘潜力股。而且每年这样的潜力股,这样的也有一定的比例。

      主持人:也就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考察。

      杜静:对,我们不会单一的就是说,看这个学生到底收入有多少。因为我们这面的同学,说实在的,就是这几年毕业,每年都有不少走出去的,在学校的,包括在进入北师大之前呢,发展其实平平的。那么读完MBA以后,几年以后,就是创业的,包括通过个人努力的职位有很高的一个提升的,很快的一个提升的。这样的学生很多,那么你要是进行对比,他入学之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不属于985名校想选择的那种主力的考生。但是这些考生,他通过一个学习上的洗礼。最后有一个华丽的转变,当然也跟他的主要是跟他们个人努力有关,但是呢,也确实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学生也是我们想吸引过来的。

      主持人:那我们学校也算是伯乐了,充分挖掘了他们潜在的这些在读MBA之前还没有挖掘的潜质。

      杜静:对,我们也和面试官有交流,他们比较欣赏这种对自己人生规划,目标很明确的考生。这样的人对自己负责,我不能说未来会百分之百成功,但是只要他能跨入这个MBA这个圈子里头,他能去攻读这样的一个学位,那么最后的结果一般都不会太差。相反,在整个提前面试过程中,可能有些同学,不管是毕业学校还是所从事的工作,目前来看都是不错的,但是对于个人发展目标并不明确,特别是对为什么读MBA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所以这样的同学有的时候真的通过不了提前面试。就是这个过程中,其实一个综合性的选拔。并不是简单的从一些表面上的东西来平衡的。

      主持人:所以说,学生在进行提前面试呢,也是不能单一的,评判自己某个方面行,或者不行。那么学生在报考的时候,还会考虑自己的视野会不会有所拓展,或者职业是否得到晋升,能不能结交人脉,那么我们学校在这些方面会给考生哪些方面的支持呢?

      杜静:首先,在学生的备考阶段,我们会建立一个QQ、微信群和大家一起交流。除了备考信息的交流外,我们还会有职业方面的交流,这样一群有志向、有理想的人聚在一起,会擦出很多火花。

      在学生入学后,我们会对学生的从事行业进行一个分析,比如从事说金融管理占据多少,从事制造业、公益事业的又有多少,那么这些同学进到学校里头来以后,我们会有丰富的校内活动。包括北师大举办的大赛,包括我们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可能要办一个年轻领袖论坛。我们同学也会请到,比方说苹果公司,总裁库克这样的过来,这是一个交流的机会。

      在校内会有案例分析交流,在职业发展上我们还会给学生提供校外导师,我们在校外有300位校外导师,同学们可以和老师建立一对一或一对多的联系。同时我们有丰富的第二课堂的讲座,这样的讲座满足了大家很多的需要,可能有主要是职业精神这块的,比如说我们请的是政府部门就是来讲一些国家重要政策。包括一些外企,国企事业单位之前这样的从事这个相关的工作。职位比较高的,有很多工作阅历的这个同志,来跟他们分享一下这个目前一个国家的政策。包括企业,他们目前企业发展的一个情况。甚至我们有同学可以自己邀请,他认识的,或者他朋友认识的就是职位比较高的比如我们之前办了一个讲座是股权投资,现在大家知道好多包括一些明星都在股权投资,就是我们满足发展的一个兴趣点。同时满足他们职业发展的要求。

      此外,我们确确实实建立了实习实践基地,我们的同学可以移动课堂去实习基地进行交流。同时,在实习的过程中,我们的学制不管脱产在职都是两年。所以他们第二年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在实习。当然这个实习也可以走我们的实习实践基地。同时也可以联系他们自己的单位。那么包括我们的北师大的京师企业联谊会就设在我们经管学院。那么这个是囊括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企业家。我们做了这些校友活动呢,也就是说MBA的校友活动是跟经管学院的校友活动整合在一起的。那么经管学院校活动因为京师企业家联谊会在我们这边。所以跟全校的这样的一个校友的活动置换在一起。

      包括我们最近学校搞了一个建组活动在奥森公园。我们学校很多知名校友都回来了,我们MBA学生也都参加了。我听我们的学生说,比如说郎平、陈一冰就是体育方面比较有名的,包括企业家都去的比较多。所以我给我们学生提供更多他们平时接触不到的这种资源的机会。因为很多MBA其实我觉得就像你说的,比较看重资源。因为资源这个东西不是说你现在认识的朋友,或者是你朋友的朋友,就可能成为你的资源。可能在大多数人看来,资源可能是你本身感觉高不可攀的。那么我们提供这样的平台,那么这些老师走的近与远,你可以跟他进行交流。然后提供这样的一个学习和交流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对学生的培养不仅是教学角度,也会从职业发展的角度去培养,让企业家们给学生上课。包括我们日常学生活动的角度。包括我们这个校外导师,就是整个的就是一个大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提供。

      主持人:对学生的整个收获真的是非常大。那么最后请杜老师给我们2016年的备考生一些建议?

      杜静:我想说的是什么,希望大家在选择学校的时候,最好认准一个,不要太盲目,也不要选择性太多。就这几年经验来看,尤其提前面试盛行以后,总体上大家的考试成绩比没有实行提前面试之前低一些,在5月份到整个报考前的时间段,很多同学都奔波于各个学校参加提前面试,然而在提前面试过程中,学生需要提交材料,准备等等,必然会对自己的时间精力造成一定损耗。那么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可能成为一个面试达人,但如果联考通不过的话,前面所有努力也都是白费。所以对于大家一个最经济的办法就是,认真选择一个适合你的学校,然后就开始准备提前面试。如果你非常幸运的通过了,那么踏踏实实把联考做好。因为你的联考考的好,首先你能够保证你能读到这个学校去入学。

      另一方面,如果联考考的成绩高的话,北师给新生们准备了非常丰厚的新生奖学金,甚至我们前两年的同学,基本上读我们这个学校几乎是白读。为什么?因为一进校十万块钱。那我说的是2012年的情况,十万块钱的新生一等奖学金。

      包括其他的,比如非定向脱产班,我们提供了住宿补贴,包括教育部、学校提供的奖学金,这样换算下来其实是没有掏学费而且还获得了资金上支持。所以我觉得关键的问题就是,有理想,有抱负,同时,你也得吃苦努力来考试。因为如果你考试没通过的话,等于所有努力都白费了。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提前面试的这个资格是保留一年的。也就是说,今年你如果提前面试通过是优秀的,包括是良好的。但联考成绩没有达到我们的B线或者A线,提前面试成绩会保留到第二年。

      主持人:谢谢杜老师给我们考生一些很实用的建议,再次感谢您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   公益微访谈#关注动物记# 关爱生命、弘扬人性

      访谈嘉宾:刘亮程、杨如雪、苏佩芬、张丹

      今年一月由作家出版社联袂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等六大国际动保组织隆重推出的《动物记》迅速登上权威图书销售排行版。本书收录了星云大师、季羡林等60位中外名家100篇关爱生命、弘扬人性佳作的动物保护文集。各类作品从诸多角度直击灵魂,拷问人类的罪与罚、责任与义务、道德与良知。读者从中感受到心灵的震撼,找寻自己所需的“心灵鸡汤”。2月27日16:00-17:30,本书作者著名作家刘亮程、动保专家苏佩芬、自由诗人杨如雪、动保记者沙龙发起人张丹做客腾讯微访谈,分享《动物记》背后的感人故事,欢迎大家强势关注! 微访谈地址:http://zhibo.qq.com/mbask/2759/index.html

     

    关注《动物记》 关爱生命、弘扬人性



      以下为访谈精彩内容剪辑:

      《动物记》凝团队心血,集名家名作 不在销量 旨在分享

      提问:请问您当初是怎样想到要编辑和出版《动物记》这样一本动物保护主题的文集的?初衷是什么?

      张丹:有感于今天多如牛毛的图书市场缺少关爱生命、弘扬人性的作品,实在希望与大家分享这些字字珠玑的佳作,坚信感动过我的作品也一定会感动每一位读者。同时,也想给全国各地的动物保护志愿者们提供一本“工具书”、参考书。

      提问:为什么会以集合各家文章于一书的方式而非您独立落笔来编写呢?这样有什么好处?

      张丹:因为这些名家名作实在太好了!非常希望与大家分享这些散落于各处的珍珠。每位作家风格、经历、感受不同,写出来的作品自然也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和总主题,那就是关爱生命,呼唤人性。不跟大家分享实在是太可惜、太罪过了。

      提问:有读者评价说您的文字和丰子恺先生的插图是绝配,各位老师怎么看?

      张丹: 真是绝配!用《护生画集》为每篇文章配图实在是前世注定的天作之合,其宗旨完全一致:长我慈心,存我天良;惟德动天,无远弗届。衷心感谢丰子恺先生和弘一大师为后人留下如此珍贵的精神财富。丰先生幼女丰一吟女士对本书大力支持,慷慨授权。

      提问:听说《动物记》中的每一篇作品都得到了作者的授权,60来位作者加起来的工作量一定很大很不容易吧?这个过程中有哪些感人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张丹:的确如此,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没有找到《熊庄一夜》的作者。联系每位作者授权,工程浩大,结果非常让人感动和受鼓舞。感恩每一位作者,是他们用良知与心血铸就了一篇篇感人至深、发人深省的作品,是他们出于大爱无私地授权本书收入其作品。故事太多了,与每位作者联系的过程都是一个感人的故事。

      共同努力,为动物保护事业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提问:请问作为世界动物日中国大使你是怎样身体力行去关爱动物,我们该怎样行动?

      张丹:跟您和其他关注动物、关爱生命的每一位朋友一起,通过宣传、教育、救助等等方式和渠道,抓住一切机会,传播善待动物、天人合一的理念,把动保、环保当做自己身体力行、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从知情到同情到行动,知行合一。每个人都很重要,每个人都能发挥作用,每个人都能带来不同。

      提问:老师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写这本书?还有你对保护动物方面是否有什么切实的措施或者是方案而不仅仅只是写书呢?

      张丹:有感于我们的动物朋友悲惨绝伦的处境和命运,有感于当今社会和图书市场鲜见这样的书籍,坚信感动过我的文字也一定会感动千万人,于是做了把这些佳作-散见于各处的一颗颗珍珠用一根红线串联起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事情。同时,宣传、教育、救助一件事也不可少。比如两会在即,急需联系民意代表递交提案。

      《动物记》助力教育,启蒙未来,给孩子带来别样世界

      提问:吴晓师兄出资购买了近200本《动物》,分别寄给了贵州草海等山区的孩子们,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不知几位老师手中是否还有类似的书?

      张丹: 感谢吴晓师兄和于凤琴老师!我们的学校教育中太缺少德育教育、生命伦理教育了。非常愿意捐书给您所知道的需要的地方,让《动物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孩子们幼小和纯洁的心灵里植入爱的细胞、种下爱的种子,自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

      杨如雪: 流通一本好书,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希望我们将来老了不至于倒地无人扶。有识之士编写,在此参与,关注,为人讲说,都是在做这个社会的空气净化器

      提问:你们是否考虑与教育出版社对接,将部分文字选入中小学《思品》教材里。

      张丹:您的建议太好了!非常希望与您一起探讨这种可能性。生命教育、爱心教育从娃娃抓起,把爱的细胞植入到孩子们的身体里、心灵里,他们是我们的希望和未来。

      杨如雪: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众生共存的普世理念从小孩子的意识开始改变,地球会更为祥和,未来人类会更健康

      提问:我十岁的孩子最近问我:“为什么人可以随便杀害任何动物作为自己的食物,人为什么那么坏呢?”

      杨如雪:十岁的孩子,赤子之心啊,言为心声。孩子无邪的眼睛,从成年人的行为,心理上发生巨变。孩子是父母的复印件,父母的问题,将成为孩子所有的问题,甚至会扩大很多倍。这个社会的做父母的成年人,对待生命的态度,必将影响到我们的孩子!

      提问:《动物记》出版后很受欢迎,请问更多关注此书的是哪些类群的人,动保人士?目标人群是小朋友么?

      张丹:本书出版后收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动物保护志愿者、学校、企业、机关等都有比较集中的购书情况。这是一本众多名家所写的、编给所有人看的书。非常希望小朋友们能读到本书。希望读者看过之后能多少有些感动,哪怕只有丝毫感动,也有希望。让我们被我们的非人类动物朋友所尽情地、深深地感动吧。

      提问:如雪老师,希望您在教育工作中鼎力推荐一些这样的图书给孩子们做课外读物,您也看到了,近日关于恋爱不成泼油害人的;14岁男孩杀死10岁女童的,如果说孩子们失去了对生命的敬畏,还谈什么未来呀?

      杨如雪:很多专家在做这件事。当一个社会利字当头,利,人所必争,就会出现各种大逆不道的事,残忍闻所未闻的事,当像您这样关注教育的人多起来,教育放在第一位,未来社会才有希望

      人与动物亦师亦友,和谐相处方显世界大同

      提问:“良师益友,同体共生”,各位老师觉得所有生物包括人在内最大的共同点在哪?

      张丹:动物是人类的良师益友、血亲芳邻。你们以至纯至真、无私无邪的天性带给人类无尽的欢乐、慰藉、启迪与感动;你们以与人类同样能感知痛苦、欢乐与恐惧的血肉之躯供人类驱使,用鲜血和生命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你们备受人类恩将仇报的虐待却仍不失对人类的宽容与善意。对不起你们!

      提问:1,刘老师,我非常喜欢您的作品!收入《动物记》中的三篇非常感人,请多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和动物的故事。 2,读完《狗这一辈子》感觉很真实、很悲凉,现实生活里人对动物就是这样残酷无情,您认为动物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任何希望吗?它们能指望人类变好吗?

      刘亮程:除了人类他们还能指望谁。 狼吃羊,人也吃羊,吃的比狼还多。但羊怕狼,不怕人。为啥?因为人熟吃,狼生吃。人吃羊时羊已是案上肉,不再有疼痛有恐惧。 羊愿意让人吃。人养殖羊时也和羊有了互吃的契约:人以草喂养,羊以肉喂人。只要人还吃羊,羊就有希望活下去。这是一个残酷的道理。

      提问:人之外的生物有思想吗?如果它们会说话,最可能对人类说什么?

      刘亮程: 万物说话,人独不听。或者听不懂不愿听。心灵的语言可以相互听懂。人用心时能听懂鸟鸣风声,风亦能听懂人。

      提问:动物的哪些品质是人最值得去学习的?

      张丹: 清人徐谦在其书中歌颂了动物的懿德懿行,比如孝友、忠义、贞烈、慈爱、恤孤、眷旧、践信、守廉、翼善、救难、酬德、雪冤、知几、通慧等,多为人类所不及。

      刘亮程: 人是走在最前面的动物,身后所有动物身上的品质,都是人曾经丢失的。

      提问:能给我们讲讲您的动物观和世界观吗?人和动物之间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刘亮程: 城市中的野生动物:苍蝇、蚊子、蟑螂、老鼠。这是上帝留给我们的最后礼物。 当有一天,所有抗菌素不能抵抗人体中的病菌,谁来救人?答案是:苍蝇。它能携带无数病菌而生活,苍蝇身体中或许有对付病菌的最后武器。 如果那时候,人身边连一只苍蝇都没有了。那可真完蛋了。有些动物选择了远离我们;有些动物选择了走近。走近我们的动物被家养,宰杀,像粮食一样被人种植、收割,变成人类永久的食物和宠物;远离我们的终究没有逃出人类手掌,跑再远都被人捉来吃了。真正有能力活下来的就是这些赶不走、灭不尽、不能吃、有病菌的苍蝇、蚊子、蟑螂了。任何一个生命的死亡或许都是世界末日。 当那只小虫眼睛里的世界永远黑暗,我们是否感觉到,光明从它永远闭住的眼睛里,转移到我们脸上。我们在她余出的时光里活着,在她不再鸣叫的白天和黑夜中欢笑,我们呼吸她留下的空气,过她不再过的日子。那个死亡的小生命,把一个生存空隙留给我们。

      活熊取胆惨绝人寰,商家无良,中国之耻,需立即取缔

      提问:目前吵得沸沸扬扬的“活熊取胆”事件几位老师如何看待?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背后原因在哪?

      张丹: 活熊取胆是集惨绝人寰、完全可以替代、存在极大健康安全隐患、妨碍中医药走向国际市场、严重破坏国家正面形象、与尊重生命善待动物的普世价值观背道而驰等多宗罪恶于一体的夕阳行业。其神奇的疗效都是无良商家忽悠和夸大出来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因为服用了熊胆制品失而复明、起死回生。必须彻底取缔。

      提问:《动物记》中有好几篇是写活熊取胆的,请问当初在编辑时为什么会把这个主题当作重点呢?

      张丹:活熊取胆,惨绝人寰,商家无良,中国之耻。被活体取胆的月亮熊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如果说所有的动物在今天这个由人类主宰的世界里命运都不佳的话,那么可以说月亮熊是其中最悲惨的。本来还有更多选择,忍痛割爱只收入了最为震撼的这六篇。在目前全民阻击归真堂上市的战斗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提问:您对归真堂上市的前景怎么看?民众的反对敌得过市场之手吗?

      张丹: 从来没有一个有关动物保护的议题受到过如此强烈的关注、民意得到过如此淋漓尽致的表达。相信我们的政府已经听到了排山倒海的民众的呼声,一定会顺应民意,与时俱进,作出驳回活熊取胆企业归真堂上市的正确决定。得民心者得天下,民意、民心不可违、不可欺。

      提问:不知您是否关注最近关于活熊取胆的归真堂上市的问题?中药协会长房书亭把问题转移到"熊痛不痛" 这令我想起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泼熊硫酸一事,他也说"是想知道熊痛不痛",请问这些受教育的人怎会做这种事?

      杨如雪: 受教育的人,前提是受的什么教育。如果所受教育中,只有以人为中心,更差的是,只有人中之自我为中心,就会提出熊痛不痛这样的问题。


  •   崔永元老是被人调侃“不做正事”,《中国扶贫》杂志日前对其进行专访。当问及农村教育,文化体制改革,保障房,免费午餐,公益……小崔都能一一接招,但是对于近期传得沸沸扬扬的“崔永元将从央视辞职”一事,崔永元却不愿回应,用他的话说,“太无聊了。”

    “撤点并校非常不合理”

     

    崔永元:撤点并校不合理 加大贫困地区教育投入


      《中国扶贫》:2007年您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了“崔永元公益基金”,目前主要关注哪些方面?

      崔永元:我们现在主要是做口述历史博物馆,乡村教师培训,以及免费午餐给孩子加个菜的事情。

      《中国扶贫》:为什么会想要做乡村教师培训?

      崔永元:我去四川、贵州、云南调研过,去过236个乡村学校,发现老师这一块确实是比较弱的。当然,我觉得把乡村教师培养得跟北京重点中、小学老师一样能力那么强,可能性不大,实际上我们是想培养教师增加做人教育的修养,比如说应该如何跟人相处?遇到心理问题怎么办?哪个孩子出现了什么异常状态,意味着什么?请的都是专门研究儿童心理学的专家,我们首先希望的是孩子能身心健康。

      我觉得现在的撤点并校是非常不合理的。中心学校离学生家太远了,而且学校的条件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我看到不少学生宿舍里面,一个上下铺要住8个孩子,就是大学里面那种上下铺,一个床板上4个孩子,并排着睡,脚都搭在外面。中心学校如果条件还可以,我们就不提意见了。

      另外,一个村子可能只有10个孩子,所以村里的学校被撤并了。但是这些孩子去中心小学上学,每天来回要走18公里山路,山上还有熊,孩子才六七岁,这在云贵川特别普遍。我觉得我们不能老坐在家里、坐在大会堂里瞎琢磨,在电脑前一敲字就觉得那么简单。如果孩子离中心小学比较近,当然可以让他去,要看具体情况。

      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我觉得应该加大投入,那些地方说白了就是需要钱,如果钱足够用,包括人才和校舍建设都能做好,那些地方的面貌就会发生变化。

      《中国扶贫》:免费午餐项目的进展怎么样?

      崔永元:我们已经做了6个学校,其中3个广西的,3个云南的,解决了1500个孩子的吃饭问题,钱都是从网上募捐的。

      “最给力的回复是‘不同意’”

      《中国扶贫》:“崔永元公益基金”是和红十字基金会合作的,经过去年的郭美美事件,您怎么看国内的公益环境?

      崔永元:现在我觉得做公益背了好多包袱。国内的慈善基金会成立之初就应该是透明的,晒账的,但是当时也没有网络,更没有晒账这一说,都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现在出了这么多事,大家都恨不得从红十字会成立那天开始查,账都搞不明白了。我是觉得想做好事什么时候都不晚,从今天开始晒都来得及,以前的说不清楚,从今天开始都能说清楚,也是好事。

      当然,我们现在主要就是做三块内容,做多了我们也怕出郭美美的事件,钱多了确实不好弄。

      《中国扶贫》:您这几年的政协提案都收到答复了吗?

      崔永元:倒是全都答复了,但是大部分都是礼节性回复。就像你给我发个短信说“我爱你”,我给你回“收到”一样,基本就是这个档次。我当委员这5年收到最给力的回复是来自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的,我当时的提案是给一些所谓的问题电影平反,他们直接回复说“不同意”.其实这样也可以,我们可以继续交锋,继续谈这个事情,我不认为所有代表委员的提案都是正确的,都是必须采纳的,这样的回复总比含含糊糊说正在研究讨论,或者说“收到”来劲,我们不怕拒绝,就怕不理。当然,我们必须经过自己独立和缜密的思考,每个人都经过了详细的调研,对自己的结论都是负责任的。

      《中国扶贫》:今年是您当政协委员的最后一年,下一届您还有意愿当吗?

      崔永元:你要是觉得这是个荣誉,可能不让你当了心里会挺难受的。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责任,我觉得我们是公共人物,当不当的都能履职,都能给老百姓做实事。


  •   3月14日,来自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瑞典汉学家罗多弼,站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北国剧场的台上,领取“会林文化奖”。这一奖项授予的是对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贡献卓越的人士。罗多弼是获得此奖的第一个外国人。另一位同时获奖的是中国艺术家韩美林。

      在中国,许多人更希望有机会到罗多弼生活的城市领奖。那是诺贝尔奖的所在地。罗多弼领奖所在的北师大,就有校友获得过此荣誉。

      尽管罗多弼在台上说,“不知道我这种四不像的中文大家能听懂吗?”但实际上,他的汉语比许多中国人讲得都还要好。他在北京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师傅曾问他,听您口音,应该是外地人吧?

      1968年,“外地人”罗多弼在斯德哥尔摩开始学习汉语。一个动因是他在电视上看到了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访谈,对高本汉所投入热情的这个遥远国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此之前,他学习的是哲学和俄语。

      从17世纪末开始,瑞典人就开始产生研究中国的兴趣。1694年,乔纳斯·勒克纳乌斯在瑞典写出了第一篇研究中国的学术论文。18世纪,瑞典的东印度公司进一步增加了瑞典人对中国的认识。19世纪,瑞典的传教士陆续去往中国。但是,直到20世纪初,瑞典才有了狭义的汉学出现。所谓的狭义,指的是用中文资料研究中国。

      在罗多弼的认识里,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并不是瑞典汉学的肇始之人。因为赫定不懂中文,而且更专注于地理学。到了高本汉,才有瑞典人通过中文研究中国文化。高本汉的汉学要义在于理解先秦——中国文化的摇篮期。马悦然有所突破,他对汉学的理解是,只要用中文资料研究中国就可以称之为汉学。

      继高本汉、马悦然之后,罗多弼被认为是瑞典第三代汉学家的代表。在罗多弼看来,现在的中国离我们已经很近,高本汉研究汉学的时候,中国好远。如今,每天都有几百人从中国到瑞典,从瑞典到中国。“学中国,最迫切最主要的任务和目的就是理解当代中国。”罗多弼说。

      1973年到1976年间,作为瑞典驻中国大使馆文化专员的罗多弼,赶上了“文革”的尾巴。这和他在斯德哥尔摩想象的“文革”并不一样。很多欧洲青年曾经对“文革”充满向往,希望能远渡重洋,学习红色中国的“革命”经验。在北京的生活经验很快让罗多弼改变了认识。一个为瑞典大使馆工作的厨师曾经表达过,不明白为什么要批判孔子。他说,这个真的会好吗?“我后来发现这个厨师之后不来了,因为他被抓了。”正如思想永远不会真正的铁板一块,许多人在“文革”中也寻找罅隙中思想的吉光片羽。当时的许多中国人,并不考虑自己个人的想法,他们自觉地将自己归为集体的一员。作为观察者,罗多弼乐于融入其中。1971年,从广州坐火车到北京,他跟乘客一起看红宝书,大家觉得他很好玩。他走在北京街头,被人指指点点:看,那个阿尔巴尼亚人。在当时,阿尔巴尼亚被认为是中国在欧洲惟一的好朋友。

      1982年,罗多弼再次来到中国的时候,发现有了变化。他住在旅馆里看电视,新闻节目里,人们正在举行仪式表扬“万元户”。

      在“会林文化奖”给罗多弼的颁奖词里,有一句是:“尤其在戴震思想研究方面取得公认成就。”戴震以对理学的批判而著称。中国文化中的人对其自身的认识是变化的,就像当代中国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到表彰“万元户”是变化的一样。

      “我们可以试图理解中国文化,但永远达不到一个全面的、完全真正的理解。应该尽量追求真正的理解,也可以越来越接近这个目标,但要记住无法抓住最后的、绝对的真理。”罗多弼说,“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能给中国文化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文化的形象就很容易变得僵化。要避免把中国文化理解为是一个过去的东西,中国文化还在进行中。”

      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已是现时思潮。作为汉学家,罗多弼担心的是,潮流之中,如果夸大特殊性,容易导致中国和西方文化对立起来。

      “孔子并不限于某一个国度,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孔子主张的价值具有普遍性。”站在台上、一头银发的罗多弼说道。

      相比于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他更关注中西传统文化的共性:很可能,每一个传统内部的差异大于两个传统之间的区别。

      他还提到了庄子。“庄子提醒我们,不要以己养养鸟,要以鸟养养鸟。”对于台下的年轻听众,这是一个听上去拗口的故事。现场主持人于丹作了“今读”:“鲁国的国君觉得一只海鸟很新鲜,所以给它奏乐、吃肉、上酒,结果把这个鸟给闹得神经恍惚,不知所措,很快就被吓死了。这是《庄子》里的一个故事。对鸟要鸟养,而不应该人养,不要给它所不需要的东西,你应以它自己的方式来尊敬它,这正是文化交流的要素。”

      在颁奖结束后的第二天,罗多弼在北师大的一间会议室里,跟我们又提起了这个故事。他现在是“返回古典”的状态。“我现在一个工作是把‘四书’翻译出来。《论语》已经翻译完了,《大学》我也有手稿,不过《中庸》、《孟子》还差一步。另外,十几年以来,我用瑞典文在写一部中国思想史。”罗多弼说,“时间过得太快,我发现我已经快七十岁了,写的东西很少。现在,我必须完成这些任务。”

      汉学在瑞典

      人物周刊: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中文的人或者说学汉学的人是在增加吗?

      罗多弼:这方面我有点失望。学基本汉语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实现了一个爆发性的发展,在瑞典,愿意学汉语的学生非常多。但是,在汉学研究这方面的发展不太好,可能有不同的原因,有一点就是“汉学”这个概念可能有一点麻烦。

      人物周刊:麻烦在哪里?

      罗多弼:原来中国非常远,跟中国所有有关的东西都放在汉学里面。如果你对中国文学感兴趣,就需要到汉学系去,对中国艺术、美学等感兴趣的,也要到汉学系来学习。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汉学系专家能力有限。一个搞中国文学的人应该到文学系去研究,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应该到历史系里。但是,现在的瑞典,这些系还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的位置。

      人物周刊:你曾经是斯德哥尔摩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前段时间,斯大的孔子学院关闭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罗多弼:这个非常可惜,原因也比较复杂。决定是学校做出的,如果你问我们校长的话,校长大概会说两种原因。一个原因是,让国外的一个机构在我们大学里面设立一个学院,跟瑞典行政法律的关系比较麻烦。很多瑞典人也认为,孔子学院应该像歌德学院、塞万提斯学院那样,在学校外面办。校长还会说,现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很容易与中国大学进行交流,可能不需要一个孔子学院。

      人物周刊:可是,斯大的孔子学院办了好多年了,为什么现在才关闭?

      罗多弼:刚才的解释是我们大学领导的想法。我的想法跟他们不完全一样。在我们这里,孔子学院把所有的权利留给斯德哥尔摩大学,所以在我当孔子学院院长的时候,不存在这个问题。孔子学院被视为中国政府的一个机构,一些人认为中国官方用孔子学院来宣传他们的政治观点。这一方面,我的看法不一样,我不愿意谈中国政府的目的,我自己做过孔子学院的院长,我能保证我们的活动没有这个味道,我们没有做任何宣传。跟我们合作的是复旦大学的朋友们,“汉办”是给我们钱,但不影响我们的工作,我非常主张多交流,而且不要怕。

      

    罗多弼:孔子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文革”后期,火车上旅客也被组织起来批判林彪和孔子 (图/李振盛)

      如何做一个知识分子

      人物周刊: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像你研究戴震,他更多的是以批判者的形象出现。

      罗多弼:如果回顾世界文学史,最发挥影响的作品大部分都和现实紧密结合,具有批判性。可能中国纯文学高潮的时候,有一些作家说我愿意写一些没什么意义的东西。所以,我经常考虑汉语里面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在西方,“意义”就是meaning,不过,在中国的作家那里,“意义”的意思经常是intention,我碰到的有些作家跟我说:“我不愿意写什么有意义的东西。”我想,他的意思是说,我不愿意用文学来宣传什么政治观点。我认为,一方面,文学的主要功能不是做宣传,艺术跟宣传应该分开;但用文学来表现一些有政治色彩的视角,我觉得没有什么。

      人物周刊:上世纪70年代初,你到中国的时候,读了浩然的《金光大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罗多弼:那时候我还小,学习的中文也有限,我觉得写得可能还是有一点意思。

      人物周刊:你当时是一个左翼青年?

      罗多弼:是。我这一代人大部分人当时都是。当时,我们觉得我们的文化、文学太脱离现实了,认为用文学干预政治应该是很好的。中国近年来出了像阎连科、余华这样的作家,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人物周刊:许多人看好他们能够成为下一个拿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

      罗多弼:我觉得中国太看重诺贝尔奖了。瑞典人觉得已经有中国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所以,下次中国人什么时候得奖很难说。

      人物周刊: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名单里,北岛的排名也曾经比较靠前。

      罗多弼:我的想法是,没把奖给北岛有点可惜,特别是我觉得北岛早期的作品是非常重要的。我最近在香港待过两年,教过书,我的学生大部分是来自大陆的,我发现他们很多人都非常重视北岛,也背了他三四十年前写的一些诗,我很感动。北岛没有得诺贝尔奖,可能有许多原因。在瑞典,有一些专家觉得他的诗跟特朗斯特罗姆有一点相似,所以有瑞典专家就说,特朗斯特罗姆还没有得奖的时候,就不会给北岛。

      人物周刊:大家也很好奇,为什么特朗斯特罗姆直到前几年才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罗多弼:瑞典学院可能觉得这个奖不应该给瑞典人。上次是1973年,给了瑞典两个作家,导致的结果很不好。那两位作家都是瑞典学院的院士,非常出色。我觉得这个奖给他们没什么不好,不过他们得奖以后,挨批评得很厉害。一个人自杀了,应该和这个也有关系,非常可惜。从这以后,我估计瑞典学院里面的人就认为永远不要把奖给一个瑞典人。不过,因为特朗斯特罗姆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最后觉得不能不给他。

      汉学应该关注当代中国

      人物周刊:你写过一本《从毛到财神》,这本书只有瑞典文,能介绍一下书的内容吗?

      罗多弼:一个主要的线索是说,毛泽东时代,中国是一个意识形态很浓的国家,完全一元化,只有一种思想。到了邓小平时代,这方面就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邓小平觉得,如果一切都管,经济就发展不起来,政府领域外面出现了一个社会,政府控制的领域在减少。我认为在中国的情况下,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许多方面真的带来了好的变化,当然问题也很严重,比如说收入的差别,所以不能说改革开放解决了一切。

      80年代,我认识了到瑞典访问的王元化。王元化在我的学术意义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我们有很多谈话。他也很佩服戴震,他把戴震的想法和自己思想的转变也连接在一起。王元化年轻时跟很多中国人一样,非常喜欢马克思和黑格尔,喜欢抽象的东西。不过,他晚年就更强调具体比抽象的东西还要重要。他非常关注卢梭的公意和众意。大家的利益跟人们自己意识到的利益距离很远。实际上,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公意是什么。最好的方式就是问问,不过,回答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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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周刊:你对儒家特别感兴趣。

      罗多弼:你知道我开始做中国研究的时候,受五四运动的影响非常深,我心里还是非常佩服像胡适、陈独秀这些人,但我现在也觉得他们对儒家的全盘否定可能有点过分,他们批判的是当权者手里的儒家,这个当然值得批评。不过儒家传统更丰富,跟宋明这些学者比如朱熹、王阳明不一样,不应该这样全盘否定。

      人物周刊:你提过官儒和原儒的区别。

      罗多弼:对。我跟台湾的龙应台交流很多,她以前也反对儒家,但是后来当她自己坐下来翻原文,她觉得原文跟她在学校学到的意思好像不一样。比如说《中庸》,写得真的不错。这与我跟基督教的关系非常类似。我父母的宗教信仰不是很深,不过他们还是觉得应该洗礼啊,我16岁的时候非常反对这个,有一段时间,反对到了有点仇恨的地步。后来我年纪大了一点,自己看了一些神学著作,发现原来里面有很多东西非常好,只是被利用成一种工具。这方面,儒家跟基督教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孔子、孟子到宋明理学的这些学者,我觉得他们的思想非常丰富,也非常值得学习,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思想,比如说孔子对女人的态度。我现在也觉得中国回到本国的文化传统很好,我担心的是发展到另外一个极端。如果说中国以前对儒家的否定太过分了的话,我担心的是现在中国某些学者非常强调中国的特殊性。

      我去年详细地看完了整部《论语》,也翻看很多的注释。我年轻的时候看《论语》觉得非常没意思,没什么内容,很无聊,而且孔子的很多观点非常简单,并不值得学习。现在,我觉得他不断主张避免极端是很重要的,尤其在中国极端的事情太多了,我真的觉得他的主张具有普适性。

      人物周刊:你更喜欢孟子?

      罗多弼:是,我觉得孟子更注重情感,这一点可能也符合当代最新的心理学的研究。有研究证明,婴儿在一个月的时候,如果他发现妈妈哭或者痛苦的时候他会痛苦,所以人出生的时候会有同情的本能,要建一个新的伦理,这是很好的基础。

      人物周刊:你说要理解戴震的思想,其中一个关键是“情”字?

      罗多弼:戴震把人性和理性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人没有情感没有利益的话,也不会有什么道德,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人物周刊:为什么选择研究戴震?

      罗多弼:可能是我翻看《孟子字义疏证》的时候,觉得戴震了不起。戴震认为人欲是生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我自己当时在考虑人欲是一种什么东西?纵观基督教的传统,有一种灭人欲的传统,我不喜欢。我觉得人的欲望不要消灭,需要支配。比如说性革命,不是说我觉得性方面的关系可以随便,不是这个意思,但性欲也是可以给人的一种幸福,性不是一种低级的东西。

      人物周刊:戴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也是吸引你的一个原因?

      罗多弼:是。这也特别吸引我的兴趣。他对正统儒家的主观性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当时当权者随意界定“天理”的“理”是什么,他追求一种更客观的标准。这个客观标准最后跟人欲联结在一起。当然,另一方面,从一个当代人的角度来看,戴震的客观主义可能也太过分。他那方面的梦想有点不可能实现,他追求的是绝对真理。他对当时掌权者的批评很有道理,他们真的是“以理杀人”,我也这样看。


  •   7月10日,北京。

      盛夏闷热的天气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在立水桥附近的一个写字楼里,李科锐正在收拾他的私人物品,当天是他在这工作的最后一天。

      “要走了。很有些不舍,但是不得不走。”李科锐在位于这栋写字楼办公的一个环保公益组织里工作了4年多。“我是学环境工程的,喜欢这份事业,也和同事们相处得特别好。但是没办法,再不换工作,老婆就要和我离婚了。”李科锐苦笑着告诉记者。

      在这个环保公益组织里,李科锐的月收入是3200多元,他的下一个岗位,是一家环保能源企业的产品开发工程师。

      “月薪税后能有8000多,我结婚一年多,马上打算要孩子,得为孩子考虑奶粉钱。”李科锐说:“还有就是那边能给上全部的五险一金。”

      与李科锐有着相同遭遇的公益从业人士并不少见。低待遇造成的人才的流失,已经成为业内多年呼吁解决的一个难点。7月9日在京发布的《中国公益从业者保障状况专题调研报告》(简称报告),又再一次把这个现实问题推到了前台。

      从今年1月到6月,在敦和慈善基金会与南都公益基金会的资助下,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益宝计划联合多家机构,进行了中国公益从业者保障状况的专题调研。

      调研的结果显示,我国公益从业者的保障水平不容乐观。

      “保障水平不高,抗风险能力不足。”调研的执行者、北京师范大学社会保障学博士生周玲如此评价说。

      据周玲介绍,本次调查邀请问卷填写者对所在机构的员工保障水平进行了自评。结果显示,仅有5.0%的填写者认为机构保障水平“较高”,23.3%的机构认为保障水平“合理”,71.7%的机构认为保障水平“较低”或“很低”。

      “如果具体到个人,情况就更不容乐观。”周玲说:“许多公益人都是在生活的窘境之中坚守着公益理想。”

      超1/3从业者没有基本保险

      “收入低、资产少、保险差。”周玲用3个词概括了我国公益人的保障现状。

      “大多数全职公益从业者税前月收入总和低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其中15.2%的调查对象月收入不到2000元,37.3%调查对象月收入低于3000元。月收入在4000元至10000元的比例为37.31%,月收入在1万元及以上的比例仅占6.15%。”

      周玲告诉记者,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大部分公益从业者的收入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但需要注意的是,公益从业者的受教育程度要远高于平均受教育状况,因此公益从业者的低收入不是因为自身素质低,而更多呈现的是行业特征。

      收入水平直接决定着公益从业者的资产状况。

      报告显示,较高比例的公益从业者未能实现个人收支平衡。甚至有38.0%的调查对象2014年个人收支情况为“入不敷出”,仅有18.8%的调查对象明确表示“收大于支”。可以看出,只有不到1/5的公益从业者可以依靠收入来实现个人资产积累。

      与此同时,另一个让人震惊的发现是,报告显示,有超过1/3的公益从业者没有基本社保。

      本次调查中,机构为全职员工缴纳了五险一金的占全部调查对象的37.7%;完全未缴纳社保的占到了全部调查对象的35.1%。综合所在机构的社保缴纳情况、机构购买商业保险的情况及个人购买商业保险的情况,在本次调查中,三类保险均未购买的公益从业者占总数的17.4%,这意味着有近20%的公益从业者没有任何保障。

      一旦公益从业者遭遇意外事件或者罹患大病,所需费用往往在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这对存款资产极少、又没有足够保险的公益从业者来说,简直就是灾难。

      “并且人在遭遇意外或重病后,往往难以正常工作、难以获得持续收入,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不时可以看见公益从业者在遭遇意外或重大疾病后,自己往往会成为被救助对象。”周玲说。

      与此同时,报告还注意到公益从业者的体检率也较低。

      调查发现只有38.4%的全职公益从业者所在机构提供了体检或体检补贴,由此导致一些疾病难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也增加了公益从业者遭遇重大疾病的风险。

      保障低造成人才流失

      早在4年前,多家基金会曾经联合发布过一份《中国公益人才发展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当时我国有近四成的公益机构没有给员工上社会保险,公益组织正陷入“人才洼地”,人才流失非常厉害。

      4年过去了,好像情况并没有什么改变。原因何在?

      《中国公益从业者保障状况专题调研报告》显示,机构经费紧张、不具备缴纳资格和认为社保用处不大是造成公益从业者保障低下的三个主要因素。

      对公益机构的调查显示,他们没有缴纳社保的主要原因是经费紧张,受访机构中有75.7%选择了这个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机构经费紧张不仅仅是机构总体收入,而是机构所获得与拥有的人员保障费用状况。

      “以基金会为例,我国法律规定基金会的行政支出不得超过年度总支出的10%,这中间包括各项差旅、办公以及员工薪资费用。其实是很紧张的,一旦给全部员工上全险,有些机构的行政支出就会超出10%的限额。很多公益组织也是参照这个10%的规定在执行。”社会保障研究学者王祎告诉记者说。

      据了解,在国外,公益组织关于人员的薪资费用往往是单独争取捐赠来实现的。而在我国,资助公益组织的合理人员费用仍未成为行业共识,公益组织对此也不够积极。

      “好像现在捐赠方捐钱就只能用于做公益项目,如果让人捐给公益组织做人员的薪酬开支,那在有些人看来简直就像天方夜谭一样。”曾经在多个公益组织工作过的圆圆(化名)告诉记者。

      圆圆大学毕业后在一家草根公益组织工作,一个月收入只有3000元左右。两年后,能力出众的她跳槽到了一家国内知名公益基金会,月收入增加到了5000多元。又过了三年,圆圆到一家国际基金会的中国办事处工作,月收入达到了白领的水准。不久前,记者得到的最新消息是,她已经离开公益圈,获得了在一家知名的信托投资公司从事公益信托方面工作的职位。

      像圆圆和李科锐这种因为薪酬和保障因素,进而从公益组织离职造成人才流失的现象,已经成为公益领域常见的事情。报告显示,88.3%的公益组织负责人与管理者认为,机构的保障水平对员工的稳定性影响最大。

      政策优化仍是关键

      面对这样的一种现状,如何去改变公益人收入保障过低的现象?

      报告就此建议,应该提升公益机构与公益从业者对保障的认识,提供合理的人员经费应成为公益行为资助时的基本规则。

      这一点听起来似乎很难,但只要公益组织真正去积极行动和尝试,或许并不会像想象中的那么难。让北京春苗儿童救助基金会秘书长崔澜馨值得骄傲的是,春苗的全部139名员工,除了享有社会保险外,还全部购买了公益性质的商业险。“139名员工,没有一个落下的,全买了。”崔澜馨说。

      “一开始其实挺纠结的,到底买不买?是给所有的员工都买,还是先买一部分?”最后崔澜馨决定全部上保险,相关经费不足,她就自己个人先垫付,“然后再去筹款冲账。”

      事实上,社会公众的态度也在慢慢转变。到后来,崔澜馨和一些捐赠人就公益人的保障问题详细沟通后,已经开始有捐赠人对春苗基金会的员工薪酬进行专项捐赠。

      与此同时,公益圈也在积极努力,与企业合作推出针对公益人的专属保险产品。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益宝计划于2014年11月1日正式启动,通过与商业公司合作的方式,订制开发公益保险产品,旨在为公益从业者提供价格低、方便可及、保障范围较全面的保险产品与服务,推动中国公益从业者获得更好的医疗保障与服务。

      但在周玲看来,推动政策的优化,仍是促成改变公益从业者低保障水平的关键支撑。例如公益组织行政支出经费不得超过总支出10%的规定,对于资金规模较小的公益组织,以及提供专业的人员服务的公益组织而言,影响尤甚。

      “虽然目前行业内已经出现了各种解决方案和变通之道,但政策的优化,不但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对于社会各界理性认识、正确衡量公益从业者服务的价值和公益从业者权益,也将有着积极的意义。”周玲说。